【改革开放40年口述 ⑱】深圳渔村老村长忆“万元户村”：致富了怕政策变 邓小平给大家吃定心丸

编者按：邓志标，1957年赴深，曾任深圳市罗湖区渔民村老村长。1980年代初，该村大多户人家的收入突破1万元了，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本文由邓志标口述，讲述渔民村改革开放故事。

邓志标（资料图）

一

我们渔民村就在深圳罗湖。整个村的村民，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从东莞过来深圳河打鱼的，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那时候东莞是重要的渔业出产地，渔民很多。但由于“渔霸”欺压，大部分人都吃不饱，生活非常艰难。

后来一些东莞人路过罗湖桥时，发现这里有一条深圳河，水美鱼肥，非常适合生活。而且深圳当时人很少，渔民也少，所以东莞桥头镇一批渔民，一路从东莞沿东江等河流顺流而下，最后在渔民村所在的这一带水域停留下来。渔民们日常以打鱼、养鱼、卖鱼维持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比在东莞受“渔霸”欺压好多了。

其实深圳也不是没有“渔霸”，只是没有东莞那么严重。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渔霸”大都在国内呆不下去，跑到香港去了。

于是1950年，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几个弟弟妹妹，和其他渔民一起从东莞划船来到这里。我是1941年在东莞桥头出生的，出生才9个月，母亲就离世了。家里兄弟姊妹太多，父亲一人养不活，我就跟随祖父祖母生活，一直在东莞打鱼、养鱼。1957年，我快17岁了，我的祖父祖母年龄也大了，渐渐力不从心，没办法继续养我了，就告诉我：“我们养不动你了，你还是去深圳找你父亲吧。”于是在那一年，我辞别年迈的祖父母，从东莞石龙坐火车来到深圳。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我们是不叫“渔民村”这个名字的，最开始叫“船埗头”，意思是停船的码头。甚至我们都不算定居在这里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船上。我们一家几口，吃喝拉撒都是在船上。船也不大，大概两三平方米。我来到深圳后依旧是做打鱼、养鱼的事，捕上鱼来送去集市卖，一斤能卖几毛钱。

1953年前后，政府在岸上帮我们搭建了茅棚，我们开始到岸上生活。1962年前后，我们把茅棚改成平房，才正式到岸上定居，后来大家就叫我们为“渔民村”了。最初的渔民村村民并没有特别稳定，因为大家都是讨生活自发聚集到这里的，人来人往比较自由。自从建设了平房之后，村民就差不多稳定下来了。刚开始渔民村有70多户人家，基本全是东莞来的，后来慢慢减少到30来户，这也就是后来渔民村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之后，大家所说的“渔民村30户人家”的由来。

减少的那40户左右的人家，除了部分迁到其他地方外，大部分都逃到香港去了。上世纪60年代，从深圳“逃港”的人不少，我们渔民村的人天天晚上看到那些人游水渡河，他们掉了东西，我们就给捡回来。他们之所以要走，是因为物资匮乏。那时我们在深圳算比较富的村子了，一个月发40斤大米、二两油、半斤糖，还有边防区域的救护费用，但是因为没有油水，总感觉吃不饱。

结婚之前，我从没想过“逃港”。因为我已经是村里的主任，如果连我都有这样的思想，渔民村要如何管理？后来实在饿得不行，也动了想去香港的念头，最后依旧没能成行，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在香港那边没有亲戚朋友，就算自己过去了也不知道投靠谁；二是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还怀孕了，如果我过去了回不来，留下这孤儿寡母该怎么办呢？于是想来想去我就放弃了。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渔民村的发展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如今，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住房和产业，每个月有分红，还有租金收入，这些都很可观。

二

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我们和国内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是维持着计划经济的生产生活模式。大约是从1958年前后，群众选举了我做生产队的队长，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居民的生产生活：谁负责去打鱼，谁负责在池塘里养鱼，谁负责后勤等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这么艰难地捱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氛围开始浓厚起来。1980年，全国人大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而我们渔民村，也迎来发展的转折点。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铺开，深圳从香港引进不少港资企业，主要是“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厂，最初来了六七家。虽然厂的规模都不太大，但也有成百上千的岗位需要用人，老板便来渔村招工人。我是生产队的干部，不可能去厂里做工，只能给他们出谋划策，先在村里，后来又去东莞帮他们招聘了一大批工人。老乡们的确也愿意来，因为收入比在东莞好很多。

不久，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生产来了服务配套跟不上。所以，很多人都开了一些茶餐厅自己经营，我们渔民村也开设了茶餐厅。此外，为了增加收入，我们还利用靠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倒卖香港的二手汽车，以及做运输等等。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整个都是大工地，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基础建设场景。既然在建设，那就肯定需要大量的基建物资，比如水泥、砖头等。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购置了一些运输设备，大力开展陆上和海上的运输业务。陆上运输主要是用汽车从东莞太平，也就是现在的虎门镇，拉来红砖、水泥等，直接卖到工地上；此外还从深圳河挖淡水沙，拉沙子到工地，再从工地把挖地基挖出的泥巴运走等等。海上运输主要是用我们的船，到中山等地把红砖拉回深圳，带来工地上卖。因为基建物资需求量大，我们跑运输的人整天都很忙碌。

改革开放大幕一开，那种场面真是太振奋人心了。当时生意好到我们都不用去找买家，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村里找我商量买红砖、水泥等物资。看过我们拉的红砖的质量，满意了，大家就成交。我们有几条船，几个人跑一趟大概能挣3000块钱左右。那时候进行工程建设的程序也比较简单，有钱就可以。当时深圳的很多建筑都用我们运输的材料。

就这样，我们靠餐厅、汽车、运输，以及少量的打鱼，每年都能赚很多钱。当时我们渔民村人也不多，才90多个，能劳动的有几十人，一年下来每人都能分不少钱。以我自己为例，我家就我们两夫妻在工作，一年能分到9000多块钱。其他人家劳动力多的，分到的更多。因此，1980年代初，渔民村大多户人家的收入都突破了1万元了，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这个“万元户村”是我提出来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平均下来，两万元都有了，但是我还是比较保守地说了平均1万元。

三

自1980年代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机，开展多种经营并迅速发展致富之后，渔民村迎来了无数关注者，其中包括邓小平、杨尚昆、王震、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诸多来访的领导人之中，1984年邓小平的来访，对渔民村的影响最为深远，当时我正是渔民村的村长。

1984年1月25日一大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领导要来视察渔民村，要赶紧到村委会准备接待工作。当天上午10点多，前来视察的人从中巴车上走下来时，我们才知道来访的居然是邓小平同志。区委书记带着我跟邓小平同志握手，并介绍我说：“这是我们渔民村的村长，他也姓邓，叫邓志标。”

听到我也姓邓，邓小平就笑了，身后的邓榕拍着他的肩膀说：“500年前还是一家的哦。”说完大家都笑了。

邓小平在村里的活动主要是看和听——看渔民村的变化，听村民的汇报。他下车之后，先在渔民村走了一圈，后来来到我家。看到我们住的房子之后，邓小平说：“这种房子如果在北京的话，要部长级的高级干部才能住。”他还跟杨尚昆说：“等到全国人民都住上渔民村这样的房子，恐怕要100年时间。”当时有人说可能用不到那么久，邓小平同志则表示：“我国人口多，至少也要70年”。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1981年村里依靠集体力量投资70万元，请来设计院统一规划、设计、建设了33栋米色小洋楼，有花园，还有喷水池。村民家家户户都有了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三大件——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都是从香港买回来的，有的家里还有了音响和空调。

看完村里的大致情况之后，邓小平同志就坐下听我们书记的汇报。邓小平来访的时候我们全村人均年收入已经接近6000元，平均每户收入超过3万元。听到我们的收入这么高，邓榕怕年纪大了的邓小平没听清，特意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大家又都笑了。

整个过程中，我记忆最深的是邓小平说的几句话。听完我们书记的汇报之后，他问我们书记：“现在你们生活这么好了，还有什么需要吗？”我们书记回答：“需要是不敢了，但是我们现在过上这样的生活有点害怕，害怕党的政策会变化。”

其实这个担心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担心，我们书记对这个问题更是有切身的体会。书记的年龄比较大，经历过的运动也比较多，他曾经被打成走资派，受尽折磨。我们这些人都经历多了，见识多了，知道普通人一旦被打成“地主”、“走资派”，带上“帽子”，连老婆都找不到，更别说幸福生活。那么，现在先致富的我们会不会又被戴上一顶“帽子”？

听到这个担心之后，邓小平开始哈哈大笑，于是他拍着我们书记的肩膀说：“不要害怕，党的政策一定会变的，但是只会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差的方面变。”

事实证明，从改革开放至今，村民们从来都说“改革开放好”，说不好的一句我也没听见过，可见党的政策真的都是向好的方面变，邓小平同志当年说的没有错。

邓小平同志来访之后，渔民村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开始广为国内外所熟知，渔民村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我也应邀去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我上台时说：“我叫邓志标，我是渔民村的村长，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名声扩大之后，也为渔民村吸引外资、扩大生产提供了很多便利。一提到渔民村，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去过并得到邓小平肯定的村子，去那里投资肯定不会错。也就是在这一年，渔民村的收入首次超过百万元。

1985年前后，我们继续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引进了好多企业，例如表带厂、宝石厂、家具厂等等，村民厂房的租金收入和在工厂里打工的收入就更多了。

四

90年代初，渔民村进行了农村城市化股份制改造，成立股份公司，我们村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叫做“渔丰”，“渔”是指我们是打渔人，“丰”就是丰收。

1992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虽然这次他没有来渔民村，但我们发展的势头依旧很好，已经不是“万元户”而是“几万元户”了。

但是，随着特区的不断发展与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多，渔民村也像深圳其他的城中村一样，开始了无序建设，把两层高的漂亮小洋楼加盖到五六层、甚至七八层。一时间，“握手楼”、“接吻楼”建设风席卷整个渔民村，密集的房屋完全不符合消防要求，加上工厂不断壮大，许多污水被排入深圳河，渔民村也从过去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变得污水横流，居住环境不断恶化，成为一个“脏、乱、差”，安全隐患、治安隐患严重的社区。

同时，由于外来人口多，管理混乱，治安严重恶化，村里入室盗窃案件时有发生，居民没有安全感。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渔民村被列为全市城中村改造的试点，开始破土动工重新改造。

经过3年时间，渔民村于2004年8月正式改造完成。改造后的渔民新村建设了一栋20层高的综合楼，以及11栋12层高的小高楼，共一千余套单元房。还把村口三角用地和长达300多米的防洪堤改建成为一道具有艺术观赏、广场灯光走廊和防洪防护三个功能的“文化艺术长廊”，还设置了很多介绍村史的浮雕。大家的生活环境比起当年小洋楼时代又提高了几个档次，收入也更多了。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渔民村伴随着深圳同步发展。从居无定所、一条船一个家，到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再到后来家家户户都有小洋楼、别墅……大家的生活天翻地覆。渔民村村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与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整个深圳的发展，是绝对分不开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渔民村的今天。我们村民都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当作自己的恩人，1997年，从广播里听到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时，大家都很悲恸，在村里的工厂为他召开了追悼会。

后来，我思考过渔民村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好。我发现当初我们之所以那么穷，是因为在旧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能遵照上级指令进行生产，我们打鱼的只能继续打鱼，手脚都被束缚住了，发挥不出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才松开手脚，能者多劳，开始搞多种经营，打鱼的除了打鱼、养鱼之外，还开起了餐厅，发展运输事业。

后来，那些去香港的村民也回来看望过我们，甚至还有被香港公司派驻深圳工作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我说自己后悔了：“早知深圳有今天的发展，我就不去香港了！”我也赞同他们的说法，现在，就算有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去香港——退休后，我在深圳有社保和退休金，加在一起每个月有6000多元的保底收入，村里的企业还给我们分红。年轻时，我们的日子过得辛苦，每日奔波，还挣不到几口饱饭，而现在在渔民村生活，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