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加强基础研究还需一份定力和恒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1986成立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为例，32年间，基金委经费总额增长了300多倍，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到国家科研经费总量的5.5%左右。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进步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目前，中国在这一衡量指标中，已位居世界第二，论文引用排名也稳步提升。《国家科学评论》不久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40年，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和质量几乎与我国的GDP保持了同步的增长。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实力，除了数字指标，还有一个判断维度，即这个国家科学界是否有重大原创成果和理论出现。从这一维度来看，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依然薄弱。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要强起来，没有必要的研究经费，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我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主要来自政府，如何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也是当下我国需要加强的举措之一。让笔者欣喜的是，腾讯基金会日前投入10亿元，以人才资助为主，支持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开展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科学研究需要献身的精神，然而体面的生活才能保障潜心科学探索的环境。社会力量参与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的奖励，不仅能够激发更多的青少年投身到科学的事业中来，而且可以预见，也将对科技界诟病较多的奖励制度的改革，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呼吁提升基础研究经费的同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还需加强什么？

笔者关注到，11月16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开展的改革与合作》社论，高度评价了基金委的改革策略，肯定了基金委过去30多年作为中国基础科学的主要资助机构，对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也促使笔者借由国家基金委如何借由正在开展的“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三大改革任务，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国家科学基金支持源头对引领国家创新所起的独特作用？

在明确资助导向方面，应充分认识到，不论如何分类，基础研究的基础属性不会改变，即基础研究不同于应用研究，其研究成果很难很快作用于某一应用领域，即便有的基础科学领域一些研究成果呈现了一些应用的前景，甚至被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但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基础研究的常态。因此，对于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出发点，首先应尊重这一研究本身的规律性和特性。“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比喻用到基础研究的应用上或许更为贴切。

在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方面，笔者注意到，基金委公布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评审机制目标，这虽然距离实际操作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依然值得期待。我们目前遇到的科研评价机制中的一些异化现象，无一不是因为偏离了科学评价的“价值和信誉”的本质，而遭到了科技界的广泛诟病。

在优化学科布局方面，基金委提出通过改革，构建起交叉融合的学科体系。笔者对这一改革目标，报以很大的期许。这一改革成果将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科技界，对于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纠正学科划分过细、交叉性不足的现象，也会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对国家储备面向未来的顶尖科学研究工作者，也会起到未雨绸缪的引导作用。

基础科学对于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社会共识。改变对基础科学“急功近利，过分功利性”的心态，提升国民的科学素质，普及科学精神，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增加对自然与科学教育的重视，都是保障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对此，政府、社会以及科技界除了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还需要保持一份定力和恒心。（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