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从改革开放的激情燃烧岁月里走来

图①为2017年3月9日,迟福林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

图②为2003年7月,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在海南儋州市调研。均为资料图片

迟福林疾步走进房间,笑容可掬地招呼记者:“大家快坐、快坐。”他瞟了一眼茶几,对工作人员说:“快给大家拿水来……”

8月23日上午,《法制日报》记者与迟福林在海南省海口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会议室里见面。

窗外,初秋的椰城风景妖娆,一缕阳光穿透玻璃窗,停留在迟福林的脸颊上。

这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掌门人,先是快速翻看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材料,随后轻掷一旁,面带和蔼笑容,娓娓道出他所亲历的改革开放,他把这段经历称之为“改革开放激情燃烧的岁月”。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的。通过建言献策,助力改革发展,已成为我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在全国省份中,哪个最年轻?海南省。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海南建省、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由此,海南实现了历史大跨越: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省份,从封闭落后的国防前哨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在海南正式建省前的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的许士杰来到北京,他要网罗一批具有改革头脑的青年才俊,第一个便找到迟福林。

许士杰进京为什么首先找到迟福林?

事情还要从1968年说起。

1968年,迟福林16岁。他离开黑龙江省肇东市家乡,成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一名学员,从此开始长达20年军旅生涯。

迟福林在沈阳当兵那些年,中国正在经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积蓄已久的社会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喜欢思考的迟福林朦胧觉得,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需要一种变革。

带着这种朦胧的认识,1977年,迟福林进了北京,在国防大学先后任政治部宣传干事、马列基础教研室教员。1979年,迟福林又获北京大学进修的机会。

迟福林对记者说:“我真正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从1984年开始的。”

那年9月,迟福林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开始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些重大理论研究,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深入研读西方经济学著作,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84年10月,在中央党校一次关于改革的理论研讨会上,迟福林做了一个发言,大胆地谈了一些改革开放方面的观点。不久,中央党校理论部成立改革理论学术小组,他被推举为组长。

迟福林关于改革开放方面的观点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1986年10月,他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开始国家层面上的体制改革研究。“这个时候,我的研究视野全面打开。”迟福林说。

迟福林为何如此专注改革开放理论研究?

“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总想着有所改变。”迟福林说,“来到部队、进了北京才发现,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是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的。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助力改革发展,已成为我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改革需要智库,出出主意,讲讲真话。如果我是个官员,就很难全身心投入改革理论研究”

迟福林至今还清晰记得许士杰邀请他来海南参与筹备建省时的情景。

“这是我人生一个重要拐点。虽然对那套穿了20年的军装依依不舍,还是痛快地接受许士杰的邀请。”他说。

有趣的是,1987年12月,迟福林带着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的调函来到海南,当时许士杰等人都出差在外,建省筹备组的一位领导及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对他说,主要领导都不在,也没有人和我打过招呼,不知道你是干嘛来的。

无奈之下,迟福林只好先回北京。

虽然遇到这样的尴尬事,但他第一次踏上海南岛,就爱上这片土地,他说:“海南就像一张白纸,是中国改革最好的试验田,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出一些好文章。”

1988年年初,迟福林主持筹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36岁的他,成为第一个到海南报到的中央下派干部。

建省之初,迟福林便向省委书记许士杰提出:创办一个改革发展研究所,许士杰非常支持。后来,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来到海南,提出来在这个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正式建院,由国家体改委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创办,是一个正厅级事业机构。

“咱们是搞改革的,能不能用改革办法来办院?”陈锦华提出,这正和迟福林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建院半年后,中改院实行企业化管理,不要财政拨款,扔掉“铁饭碗”。迟福林本人也放弃“铁饭碗”,把自己的工资、社保等关系也放到了中改院,与大家一起创业,这也成为迟福林人生的第二个拐点。

从全省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变成一名学者,迟福林的选择引起了不小关注。

“什么都不要了?舍得吗?”有人这样问。

“改革需要智库,客观研究,多出主意。如果我是个党政官员,就很难全身心投入改革理论研究。”迟福林说。

迟福林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需要一批改革学者客观地从事改革研究,服务改革、奉献改革。如今,在他带领下,中改院虽偏于一隅,却放眼八方,建言改革,以“学术重镇”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研究重要基地。

“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践行者,亦是改革成本付出者。虽然受苦受委屈,虽然压力大如山,我从没想过撂挑子不干……”

天近午时。

记者的提问进入重要环节:在海南推行改革之初,阻力大不大?有没有人找麻烦?

“改革就是打破各种利益束缚,冲破既有阻力。”迟福林语调铿锵,神情严肃。

停顿片刻,迟福林说:“我来海南后,陪着省委书记许士杰进行调研,我发现海南的基础特别薄弱,发展程度严重落后,连国有企业都是小作坊式,主要是些橡胶加工厂、椰子水加工厂、火柴加工厂。海南要发展,出路在何方?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1988年,我们提出了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

在海南,股份制改革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时的分歧很大,股份制改革究竟是私有化还是社会化?是化公为私还是聚集社会资本搞建设?

在省政府会上,一位领导站起来质问迟福林:“你这样拿社会的钱来搞股份制,不是化公为私吗?”

迟福林闻听拍案而起,大声说:“用社会集资的钱来推动海南建设,海南严重缺钱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办,这不叫化公为私,应该叫化私为公!”

迟福林向省主要领导汇报,职工自己拿钱买企业的股票、支持企业建设,怎么是私有化?与其说是“化公为私”,不如用“化私为公”概括可能还更为客观。这是因为,设立内部职工股能够提高职工对企业的信心,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搞活企业。

迟福林还记得,当他开始在海南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之时,不少人认为他要踢翻别人饭碗,声称要“赶走迟福林”。

“我时常也会有一些顾虑和担忧。”迟福林坦言,一则,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既有体制机制,可能会受到指责；二则,心中没底,一旦改错不好收场；三则,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恐怕无路可退。

担忧归担忧,但研究改革、投身改革,是迟福林从北京到海南所选择的事业,为了这个选择,他几次拒绝重回北京工作的机会。

“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践行者,亦是改革成本付出者。虽然受苦受委屈,虽然压力大如山,我从没想过撂挑子不干……”

说者动情,闻者动容。

“作为学者,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始终以‘直谏中国改革’为使命”

作为一家民间智库负责人和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为改革开放频频建言之事众所熟知。

“把自身价值与谏言改革的时代责任结合起来,服务改革,奉献改革。”这是迟福林的口头禅。

时间久了,朋友送他绰号——“迟改革”。

从最初“特别关税区”到后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海南自贸港”,迟福林参与了几乎所有海南区域发展规划的制订。他始终以“直谏中国改革”为使命,紧扣改革主题,坚持问题导向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不断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建言献策,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等建议。

“你也不当官,还经常奏折子。”有人调侃迟福林。

“作为学者,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迟福林说。

为改革开放建言,不是坐在书斋里拍拍脑袋,而是需要扎实的实地调查。

刚到海南第一年,迟福林就走遍全省各个角落。现在,带队赴基层调研成为他的必修课。

从2004年开始,迟福林提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观点,并建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这项建议便源于大量的实地调研。

2003年7月,迟福林到儋州做土地调研时见到这样一户人家:一家三口人,妻子生病,儿子痴呆,残疾丈夫靠一条腿赶牛犁地,生活十分困苦。无奈之下,这家人向当地政府申请救济补助,但是,3个月只拿到5元钱。

这对迟福林触动很大。他逐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改革发展,在总体上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后,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短缺时代。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是不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来?”在中央召集专家学者讨论“十一五”规划时,迟福林建议。

这一建议引起中央领导重视。

3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

30年前,迟福林来到海南,就是为了实现“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

30年后,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在当天走出会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亲历了海南30年发展的学者难掩激动之情,一度哽咽。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海南省政府批复中改院牵头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迟福林再次踏上为新时代海南乃至中国改革发展建言献策之路。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提及此事,迟福林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采访结束,记者请迟福林为《法制日报》写几句寄语,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拒绝使用记者准备好的A4白纸,选择了印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字样的信纸。

寄语不长,31个字,他却三易其稿,原因:自认为表述不准。一丝不苟,是迟福林投身改革、研究改革数十年间形成的习惯,也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行为准则。

记者手记

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鲜花与荆棘并生。一个改革者和改革谏言者,决不能计较自身得失,要大胆试、勇敢闯。迟福林就是这样一个人。

海南30年发展是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缩影。实践证明,海南省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昔日贫瘠落后的海角天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了完成这一跨越而付出智慧、汗水的,是一批共同怀着改革理想和情怀,而大胆试、勇敢闯的改革者。迟福林,就是这批改革者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