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 ⑭】章必功：大学要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群居、切磋环境
简介：章必功，1949年生于安徽铜陵，1984年来深圳大学任教。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师范学院院长、深圳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著有《〈红楼〉讲稿》《元好问暨金人诗传》《文体史话》《中国旅游史》等。
2015年10月23日，章必功在深圳大学讲述深圳“优越感”。
深大永远不会忘记它是寄托在一个优越的城市背景之上的。这种优越感体现在，这座城市会给你提供最起码的物质条件，以及思想开放的条件。所以，深大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趋炎附势。
一
我做学问喜欢单干。过去，学术界瞧不起搞学术外交的人，这些人成天到处开会，都是半瓶水，真正的大师，如陈寅恪、季羡林和钱锺书，从不到处开会。古时候的老先生也是，学问必须得埋头做。因此在我看来，搞文科研究，不需要实验室，在北京或在深圳都是一样的。这是我1984年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来深圳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直接原因。最初，我也想留在北大，但北大的老师告诉我，“太太问题”是需要排队的，一些老师在北大工作了10多年，仍未解决太太的调动问题。北京几所学校情况皆是如此，能收到的最好答复是：“你太太的调动要3到5年。”这个“3到5年”令我想起小学课本中一篇《三五年是多久》的文章：红军北上，说回来要三五年，结果变成了3乘以5，15年。这个三五年看来靠不住。
寒假结束返校，工作仍未有着落。北大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叫我去一趟，告知我假期里深圳大学来要人，他们向深圳来的人说：“所有这些名单里，几乎没人会去，只有一个人有可能，因为他的太太在外地。”说的正是我。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深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便说回去想一想。夜里，老乡吴稼祥来宿舍见我，他刚代表中宣部的一个代表团结束在深圳的考察，我将这事告诉他，他便说：“你应该去，深圳是个好地方，它代表中国改革的趋势。”
我对深圳有一种天生的好感，因为它叫“特区”，我的老家在安徽省铜陵市，“文革”前，中国有2个特区，北有大庆特区出油，南有铜陵特区出铜，对“特区”二字，我很熟悉。
基于以上原因，第二天我就到系里去，说想与深圳方面联系一下。他们给了我一处地址，是深大中文系老师张卫东的家，他也告诉我应该去深圳，并将我的情况告诉了深大人事处一位副处长，与副处长相谈，我并无其他要求，只问太太何时可以到深圳来。他告诉我，快则半年，慢则一年。我便来了。
二
1984年10月，我到深大报到。深大校园刚有2片楼，一片教学楼，加上海边的一些宿舍楼。这些楼群给我的感觉是热气腾腾、意气奋发的，所有人看到我们新来的教职员工就像见到了一起奋战的战友，都喜气洋洋地看着我们。
我所在的深大中文系当时号称“北大帮”。北大教授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是“飞来飞去派”，前来深大支援，轮流坐庄，关系并没有调过来。我是北大应届毕业生来深大工作的第一人。而后才有刘小枫、倪钟鸣、景海峰、张宇红等人。
深大初创期，我在深大夜大任教，氛围极好。深圳刚改革开放，社会上没读过大学的青年，想要成为人才，都力图上进。每到夜晚，自行车和汽车堆满教室外，警察、干事、公司里的头目、退伍军人，都到夜大上课，现在深圳市各层领导干部中都有当年深大夜大的学生。他们上课时态度虔诚，几乎从不缺席。
我第一堂课教“公文写作”。在家备课时，将课堂上所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了本子上。课一结束，有学生上来跟我说：“章老师，你今天讲课成功了！”我问：“这话怎么讲？”他告诉我，上次有位老师上课，上得枯燥无味，上得他们都想跳楼。
在我看来，“公文写作”，笔头好，格式不会的，一看就会了；但只会格式，笔头不好就不行。文章要写得通达、道理要写得透彻、观点必须鲜明，这三点做到了，任何公文都不成问题。因此，我上课时讲的不是公文如何写，而是地理、天文等其他方面的知识。讲15世纪的三大航海运动，有篇论文第一句写道：“15世纪的人类发展史是属于海洋的”——多漂亮——“海洋的15世纪光荣归咎于三个人，郑和、达·伽马、哥伦布……郑和的船队带到西方的是鲜花和友谊，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船队带到东方的是火热和鲜血”，这种写法与文学作品并无多大区别，但又有很多东西在里头，大家听得非常带劲。
因而我与学生的关系也极好。有一年批改作文，我给一篇写得不错的文章打了90分，后又看到另一篇，与这篇一模一样，考虑到他们都是成年人，俩人一人姓闫，一人姓赵，我就写评语调侃他们：“闫赵二兄文相似，令人想起木兰辞。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隔周去上课，未进教室，已听里面笑得一塌糊涂，进去一看，学生正将我的评语到处与人传阅，见我进来，承认：“我确实是抄的。”又重做一遍给了我。
这件事后来成为深大笑谈。这种批改作业的方式反映的是我的教育理念：学生是受教育者，你要尽量引导他，而不是像对头一样一棍打死。
课上多了，你在教师中就会有锋芒，渐渐地，我引起了时任校长罗征启的注意。夜校毕业典礼，老师们喊我上台讲话，我说了个观点——“高徒出名师”，成才的根本原因在自身，而不在老师，所以天才不能教，我们不能迷信“名师出高徒”，“深圳大学不出名，它要出名就靠你们这些学生出名，希望你们能够通过你们的努力，让我们骄傲地说，你是我的学生。”
这是个新鲜话，我一说完，全场轰动。罗校长总结时说：“章老师说‘高徒出名师’，我们深大就要做到‘高徒出名校’。”这下，我就名声大噪了。
上世纪80年代，“创收”是所有高校的热点，深大尤甚。往后出现对深大“无心上学、一心向钱”的指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学生利用勤工俭学创收，老师就用办班创收。经济、管理、法律、外语班的创收都很厉害。但中文系靠什么创收呢？没人愿意学中文，且中文系的老师都较清高，谁也不愿上街拉生源。当时，中文系一位姓徐的副教授对创收热情较高，眼见有资历的老教授们叫不动，便拉着我这个34岁的年轻人拿着小板凳，坐在蛇口工厂的门口，贴上“夜大班招生”或是“中文系报名处”的字条，等着人家前来报名。这么一做，我觉得很没面子，就要走，见我要走，他拉住我：“别走别走，我买冰棒给你吃。”一上午要买七八根冰棒哄住我。
中文系的创收就是这样搞起来的，设有中文秘书、中文写作、打字等课程，如果不办秘书班，你根本无法招生，工厂里打工的姑娘就想当秘书。这种课程为中文系带来的不是学术上的声誉，而是经济上的好处。它至少可以保证深大中文系的老师每月可以多发些钱。
当时深大的改革主要涉及五个方面：毕业不包分配、收费上学、教师聘任制、勤工俭学、学分制。这个改革方向的确立，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深大的发展目标不是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学术型大学，它是一所应用技术型大学，是应时而生的产物。当时深圳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急需上手快的人，深圳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这符合改革开放初期整个中国的态势，也表现出深大不想走内地大学的常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