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18年度论坛”上,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马敏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近代人物中真正提出了比较完备的近代工业化方案的其实只有张謇与孙中山二人,而张謇的近代工业化方案集中体现在他所倡言的“棉铁主义”, 以“棉铁主义”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化方案对后人的启迪是广泛而深刻的。以下是马敏发言部分内容摘编。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摄影:曲胜良)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如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一样,张謇以“棉铁主义”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化方案对后人的启迪同样是广泛而深刻的。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及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汲取张謇的智慧和主张,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共性中具有个性,在普遍性中有其特殊性,我们对西方先进文明和工业化的经验,既要有所选择的“因袭”,更要有所斟酌的“规抚”,实现兼具中西之长的“创获”。张謇在南通的工业化建设上,便是既立意高远,学习和借鉴西方,但又事事从本国实际和南通地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才走出了一条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相结合,城镇带动农村,农工商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区域工业化、近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外瞩目的早期现代化的南通模式。因此,我们应像张謇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多地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探寻真正适合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这条道路并非是照搬或重复西方的工业化,也非完全新起炉灶另搞一套,而是要以“世界的眼光”,针对中国的问题,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土洋结合,能服中国水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
其次,在工业化的任何阶段,都必须抓住重点,集中资源,攻艰克难,从而带动全面发展,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轻重缓急地搞工业建设。张謇以棉铁为重点,孙中山以交通为突破口,在当时时代条件下都是合理的选择,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尽快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我们则必须站在新兴科技的高地,以创新为先导,实现高水平的新型工业化。所谓高水平的新型工业化,将不再是简单地看国民经济结构中工业所占的比重是否超过农业的比重,城市人口的比重是否超过农业人口的比重,而是要看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传统工业是否实现了升级换代,是否在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利用等新兴科技领域占有先机,是否将诸如计算机芯片等“国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简言之,在中国工业化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必须以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重点,坚定不移地走实体经济发展之路,走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发展之路,不仅仅要成为工业大国,而且要成为科技强国。
第三,工业化必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促进更加全面、更加均衡的社会发展。早在百年以前,张謇和孙中山等中国工业化的先驱便已觉察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国富民穷,贫富不均,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实,“睹其祸害于未萌”,因而提出要将工业化与解决广大人民“吃饭”、“穿衣”,改善民生相结合,通过实业而“救穷”、“致富”,以达于理想的“大同社会”。时至今日,尽管中国经济已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张謇和孙中山等当年所言的资本主义的“祸害”、“不公”,却并未完全解决,民生问题还十分突出。而无论是张謇还是孙中山,在解决民生问题或社会问题上,都曾提出了许多极富建设性的思想与方案,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在民生建设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生产与分配并重,国强与民富同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以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作为我们奋斗的根本目标。
第四,工业化必须坚持全方位的开放,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国际合作与自由贸易,走全球化大市场之路。张謇所选择的工业化方案,虽以南通为实验基地,但又绝不仅限于南通一地,而是主张博采世界文明之长,师法先进以为之,具有十分开放和远大的眼光。如张謇所言,“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有所法,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在博采众长,相互为用、相互有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共经济”。以张謇“与世界共经济”的思想为借鉴,即使在当今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大规模贸易战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以极大的定力和韧劲,“咬定青松不放松”,绝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回头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立场,始终坚持继续走对外开放之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謇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化应由棉铁入手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召开期间,张謇发起劝业会研究会,探讨振兴中国实业的办法,便已经提出要着重发展棉业和铁业,“至柔惟棉,至刚惟铁,神明用之,外交内治裕如,岂惟实业”。1913年,张謇出任北京民国政府农商总长后,在其发表的《实业政见书》中,更明确地宣布:“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正式揭橥了其“棉铁主义”的实业主张。
比较张謇与孙中山所提出的工业化方案,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或优先发展发向有所不同。与张謇将发展重点与突破方向选在棉纺与钢铁工业上不同,孙中山则将战略重点定位于交通与运输,尤其是铁路、道路与港口建设,以此作为发展中国经济的突破口。
作为工业化或经济近代化的方案,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的确较张謇的“棉铁主义”更为宏大、更为完整和全面,但我认为,仅仅作这样一个简单比较和简单判断,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二者所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孙中山和张謇的个性特征,对这两套各具特色的工业化方案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特点,同时又要看到二者间的互补性,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中来看它们所要解决的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对之作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评判,同时从中汲取历史的宝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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