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综述

用基础研究解创新发展之忧——全国政协“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综述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创新的先导，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体现。人类进入近代以来的所有科技发展都是基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普朗克、爱因斯坦等基础科学研究巨匠们自16世纪以来的工作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巨大成就，基础研究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学科发展全面加速，青年科技人才不断崛起，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进入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到总体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但整体看来，我国基础研究还缺少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约发展关键科学问题的支撑能力。尤为突出的是，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极大制约了我国原始创新的积累。

“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抓好这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能力，为持续发展增强后劲。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补齐基础研究的短板。”在日前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如是说。

“适应新时代要求，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和前瞻布局”是此次座谈会的议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非常重视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十三届政协以来，委员会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先后组织委员调研我国基础研究现状和发达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经验做法，以重点提案督办的形式推动国家科技成果奖励评选办法改革。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就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有关部署和要求的实际举措。

■资源不足仍是基础研究发展的主要矛盾

“我国在‘十二五’期间由中科院建议和主持发射了悟空、墨子、实践十号、慧眼等科学卫星，目前均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这些卫星都不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而是部门自主投入。最近科学家新提出的目标为突破重大基础前沿的空间引力波探测、系外宜居行星探测、宇宙极端条件探测、宇宙黑暗时代探测等科学卫星计划的建议，由于经费量较大，都没有得到经费支持。我们在空间科学领域还缺少一个可以持续投入的国家计划支持。”会议一开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就提出了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问题。

随后，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975．5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占研发经费总量的5．5％，但是与美国19％、日本12．3％的占比水平相比，尚有很大差距。同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结构不合理，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投入不足，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只有美国的1／4。因此，资源不足仍是在我国发展基础研究的主要矛盾。而制约对基础研究资源投入的瓶颈在于如何评价基础研究的长程效益。”杨卫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并在过去5年负责我国基础研究管理工作，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经费不足问题深有感触。在今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的委员通道上，他曾提出“资助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的加油费”。

在杨卫看来，由于从基础研究到形成市场占有的长周期性，使得人们对基础研究的长程效益缺乏耐心，管理者也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因此，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一直没有较大增长。“建议将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值列入指导性指标，像上海市政府一样，争取在2021年达到10％，或达到GDP的千分之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张杰也持相同意见。“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一项重大成果的产生往往是十年以上攻关，这决定了相关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有力度的支持。”他建议国家加大对杰出科学家持续稳定支持经费的力度，使‘竞争性项目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的结构在一个合适的比例上，营造能够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鼓励科学家大胆探索，打造一批敢于啃硬骨头的基础研究战略科技力量。

此外，杨卫还提到了支持经费的结构问题。他认为，在中央政府用于开展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中，呈现着重大项目与自由探索两头大，而作为传承起合的重点项目不足的腰鼓态。“每年用于重大专项的基础性研究有数百亿，每年新增的单PI主导的自由探索项目有数万项，用资也在数百亿，而对数额为数百万到两三千万的项目的资助仅有几十亿。我们的自主创新链不能出现‘中梗阻’。”杨卫认为，每年政府应增资100亿元支持500万元－3000万元重点重大项目，由自然科学基金于重点研发计划中实施。

■加快部署基础研究领域战略性安排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中兴事件，暴露出我国在芯片、计算机软件系统、高档数控机床、特种材料、通信设备等很多高技术领域受制于人。座谈会上，多位委员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张杰认为，“卡脖子”问题，表象在行业，关键在技术，根子在基础研究，只有通过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搞清楚很多基础性、原理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量子通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0年前，潘建伟院士的团队没有选择跟在别国后面走，而是选择了从基础研究入手，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单光子探测等核心技术。要真正永久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提早布局，解决根本性基础问题，掌握关键技术。”

“我们虽然已经开始从产品生产的劳动力密集的低端，进入到集成创新和模式创新的中、高端，但是其科技基本原理还是大量依赖发达国家已有的研究成果。尽快布局和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工作非常迫切和必要。”吴季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认为，应坚持目标导向，尽快制定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纲要、创新平台建设计划和人才发展计划。“一是制定一个中长期基础研究规划纲要，并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二是要加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统筹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国家实验室建设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包括科研院所的改革；三是要制定一个长期的科技人才发展计划，从青年抓起、从领域抓起、从项目抓起，可以策划一个类似日本的‘诺贝尔奖计划’，引导在2050年使我国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万钢委员看来，认真梳理我国在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也非常必要。他表示，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6科技三会和十九大以来，国家关于加强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发了不少文件，但很多政策还没有落地。“比如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问题、科研经费预算难列入人员经费问题、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运管脱节、运行经费保障难以到位等问题，建议各级主管部门把存在的问题梳理出来，拉单列账抓好整改，出台相关实施细则。”

他还提到了军工科研院所的改革问题。“有基础研究能力的科研院如何得到国家同样的基础研究政策支持、如何获得同样足额的大型科研设施运行经费支持、如何加强与高校和科学院的合作、如何真正实现在设施、人才、技术上的军民融合？核领域国家实验室究竟怎么建？这些问题都要深入研究、加快推进。”

“我们应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安排，尽早取得突破，创造更多竞争优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潮表示。

■优化评价体系不让“帽子”满天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当前，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匮乏。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人才‘帽子’满天飞，人才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科技创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农工党中央常委李朋德表示。

对此，杨卫也很是担忧。在他看来，随着我国基础研究的蓬勃发展和大批海外人才回归，出现了科技人才的大量涌现与人才质量的扁平化分布。而现有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人才项目和人才称号，如院士、杰青、长江学者、优青、青千等都成为科技工作者积极申请的对象。由于已经成名的人才计划在趋峰动力下，都力图避免扩容贬值，而人才量的增长使竞争日益激烈，就出现了人才计划的泛化与杂化，出现了年轻人一顶接一顶“戴帽子”的情况。

“目前，已经出现了人才称号的待遇物质化和人才争夺的动力。若不按人才成长规律来粗暴地对人才计划进行统筹，可能导致人才计划的科层化趋势，使人才计划发生异化。因此，我建议按照科技工作者的接受度来简并各类人才计划，厘清人才项目与人才称号的区别。”杨卫说。

在科技成果的评价方面，杨卫表示，基础研究领域仍然沿着数量发展的道路前行，只不过定量的指标逐渐从学术产出量演进到学术影响力。他认为应根据各个研究单位的发展特征实行评价体系核心指标的动力演进，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三部曲。即逐步提升质量指标，实行代表作制度，在综合性评审中引入同行认可度和同行领导力。

专家评价体系是主观评价的一种。委员们反映，近年来，我国的主观评价体系出现扁平化，即各学科公正而又有战略洞察力的杰出评审专家的影响力权重降低，而芸芸众生的专家们的统计作用上升。前者在过去被认为是伯乐，而现在却被认为是有利益关联的说客。项目评审出现自上而下的打招呼蔓延，从数量不多的重大项目开始，蔓延到各种中小项目。对评审组织方实施的各种防范措施，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建议实行‘负责任的专家评审制’来增加评审专家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同时要有评审复议，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一些在前面评审中没有发现的好项目和好点子。”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主席张勤表示。

“此外，要区别对待领导干部和科技人才，不能用对领导干部从严的管理机制来管科技人才，不能用行政级别来管科技人才，要给科技人才更多的尊重、较高的履职待遇、包容的环境和容错的机制，要有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履职的正面清单，也要有科技人员工作的负面清单，充分发挥党为基础研究、创新驱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万钢委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