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发：日复一日两地穿梭 我拥有了深港两个故乡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面临劳动成本急速攀升的考验，我跟随港商转战内地的浪潮来到深圳经济特区；1997年香港回归，有些信心不足的港商远走海外，我毅然选择留下与祖国共同发展；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很多同行在大浪淘沙中退出历史舞台，我则带领企业荣登当年的“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榜。30年来，我坚守着深圳，深圳滋养着我。对于这座城市，我饱含深情。

李远发

来到深圳30多年，在这座极具包容性的移民城市里，我体会到了相濡以沫的温暖；作为一路伴随它成长且对其发展有所助益的企业家中的一员，我也感受到了深深的自豪。“我为深圳，深圳为我”不是说说而已，那是千万港商一步一步践行的脚印，一点一滴浇筑的情怀。

壹

当时的香港只有四百万人口，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民就业”，找工作和创业的门槛都比较低。可是渐渐地，工业发展迅速和劳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艰难创业遭遇扩张瓶颈

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一个条件并不宽裕的香港普通家庭，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为了不向父母伸手要零花钱，我从十二三岁起就到附近的工厂里做“暑期工”。这种“天生天养”的童年经历，不仅让我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也让我与后来从事的压铸领域结下不解之缘。

我一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是在一个玩具厂里跟着师傅做模具学徒。做了几年之后，我萌生了自己开拓业务的想法。1976年，我和朋友一人出资2万元，合伙买下一个小车床、小铣床，成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家模具厂，从事制锁及服装零部件的模具生产，自此走上了创业之路。

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工业发展迅速，与之相关的铸造业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国外市场的庞大需求在香港催生了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大家争相引进国外技术，从两三台压铸机器起步，业务集中在服装周边、玩具零部件等小五金范围。不过大多数铸造厂的生产水平都是取决于老师傅的手艺和经验，条件简陋不说，更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为了提高生产水平，我于1980年又成立了一家压铸工厂——嘉瑞压铸制品厂，产品以时装配件和电风扇配件为主。

在我创业之初，香港劳动力还比较廉价，有些工厂接单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能招到些临时工；有些家庭比较困难，也会从工厂里接活回家补贴家用。当时的香港只有四百万人口，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民就业”，找工作和创业的门槛都比较低。可是渐渐地，工业发展迅速和劳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那时香港的出口量非常大，特别是钟表、收音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玩具及服装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很多接单量巨大的工厂为了赶上一天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的生产速度，甚至还得“抢工人”——有些大公司专门安排了通勤巴士，厂房里也装了冷气设备，即便如此也经常招不到足够人手。

就在我为工人成本高昂发愁的时候，身边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朋友已经转战内地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1986年，我做出了一个改变企业命运，也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决定——跨过那条潮涨潮落的深圳河。

转战深圳寻找发展沃土

小时候我比较调皮，经常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游玩。走着走着，就跨过那条宽宽的河，走到对岸的深圳去。那时的深圳很荒凉，也没什么工作可做，只是玩的次数多了，也就记住了去深圳的路。

后来，深圳改革开放了，我也做起了自己的事业。有时候，我也会到深圳去加工零部件，再拿回香港出口境外。当时深圳的人工真的很便宜。我记得一个人一天只要五块钱，包吃包住后到手三块半，还有很多人抢着来做。虽然不是很高端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待遇在香港已经找不到人了。

再后来，越来越多的香港老板看中了这里的商机，纷纷把工厂转移到内地。顺应时代的大趋势，我也成了涌向内地发展浪潮中的坚定一员。1986年，我把香港的生产基地转移到西丽湖边上的白芒村。由于扩建厂房，两年后我又把厂房迁移到龙岗区平湖镇，成立了嘉丰金属制品厂，引进了新设备，并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

还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从香港到深圳龙岗必须先坐火车到罗湖，再乘中巴或打的士，单程少说也要三个小时。当时到处都是狭窄的黄泥路，路面原本就坑坑洼洼，赶上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遇到汽车打滑，我们一车人还要冒雨下来推车。整个龙岗区连个像样的酒店或招待所都没有，我每次来办完事，必须当天坐车返回罗湖过夜。建好了自己的厂房后，我才总算有个就近落脚的地方。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工作完，和同事骑10分钟自行车，到附近村子里去吃宵夜。偶尔，我们几个熟识的港商也会聚在一起，到罗湖的饭店聊聊最近的工作，或者去卡拉OK唱歌。那时候全国各地的人都来深圳找机会，卡拉OK的歌曲既有粤语也有普通话，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逐渐学会了普通话。

上世纪80年代，李远发公司的平湖旧厂房。

贰

每到盛夏6月，政府还会邀请组织我们参加一年一度的荔枝节。利用这一契机，政府官员不仅向我们介绍最新出台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倾听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推心置腹共话荔枝盛宴

与在深圳发展的香港同行聚得多了，我们发现彼此面临的很多问题是相通的。香港经过多年的发展，各行各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既定的办事标准和程序；而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在引进外资方面还在做很多新鲜的探索和尝试，这对我们这些“人生地不熟”的港商就提出了很大挑战。但同时，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政府对于迅速发展经济的坚定决心和迫切期望。

1988年，我刚到平湖的时候，地方政府就低价给了我两万平方米的面积办厂。随着公司生意越来越好，十年后我们的地方不够用了。1998年，政府再次给我们批了五万平方米搞扩建，对我们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当时来深圳闯荡的港商群体中，也有一小部分鱼目混珠的人。他们只想着赚快钱，钻海关监管的空子，影响了我们这些以诚信为本的港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互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政府主动组织海关和我们企业开会，加深我们双方的了解，逐渐列出一个“信得过香港企业”的名单，在报关通关的过程中给予了我们很大便利。

每到盛夏6月，政府还会邀请组织我们参加一年一度的荔枝节。利用这一契机，政府官员不仅向我们介绍最新出台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倾听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们常会问我们：“地方够不够用啊？”“配套服务好不好啊？”“最近有什么困难吗？”这些话对我们而言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寒暄，更是我们多年来坚守深圳的动力。

除了一一倾听和解决我们各自面临的困难，地方政府还十分支持港商群体的共同繁荣。1997年，我和二十几个行业同僚成立了以港商为主的平湖商会，秘书处设在一个铁皮房，不仅办公地方狭小，设施也很简陋。1999年，在平湖镇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取得了近400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商会办公新址。商会成员自筹1300多万元，最终建成一幢集客房、西餐厅、游泳池、大中小型会议室、展厅为一体的一流镇级商会大厦。有了新家的平湖商会，在政企沟通、营商、劳资关系等方面逐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传播经验成立平湖商会

早在1985年，我与几位同行就成立了香港第一个行业学会——香港压铸学会（后更名为香港压铸业协会），目的是将外国的压铸技术引进香港，促进香港压铸技术的研究和开发。2008年，香港压铸业协会与香港铸造业协会合并为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成为香港铸业界唯一的行业领导机构。而我，也有幸被推举为总会的首任创会会长。

过去的经验让我深深体会到，行业协会在优化行业资源、沟通政府企业上的重要性。所以，在1997年平湖商会成立之时，我就积极参与并出任了商会第一届理事。

在平湖商会成立仅仅3个月后，“鹏城名镇——深圳市平湖镇投资环境介绍会”就在深圳市五洲宾馆召开了。介绍会迎来了海内外近千名客商，签订了5项投资协议，投资金额超过1.2亿港元。而平湖商会会员以此为契机，一鼓作气为平湖镇引进了外资企业13家，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此外，商会还为港商办了不少实事，包括为会员办理了会员医疗证、出入当时特区检查站的“优检证”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优检证”。因为当时通过沙湾海关要下车检查，进出都十分耗时。自从有了“优检证”，港商出入海关时就不用下车检查耽误时间了，给大家省了不少事。

2011年，平湖商会与平湖民营工业协会合二为一，由我担任新一届商会会长。随后，平湖商会开始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发挥作用。我们不仅组织会员企业参观互访，彼此学习；还扩大会员队伍，走访会员企业并派送会员牌，引进新律师所、咨询公司等服务会员项目。同时，商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带领会员赴紫金扶贫捐资，一共募集到扶贫款近千万元；还安排了慰问平湖部队，并赠送了慰问金。

最初，平湖商会对我们这些深圳的“外乡人”而言就像是凝心聚力的同乡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仅成为沟通港商和政府的重要平台，更成为回馈社会的宝贵渠道，让我们在深圳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给深圳的成长贡献出力所能及的力量。

公司新厂房。

叁

创业是一个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残酷过程——参与过程的人前赴后继，走到终点的人却寥寥无几

激流勇进开拓绿色之路

1997年香港回归，很多港商移民国外，而我出于对深圳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毅然选择了留在这片土地上。7月1日那天，我恰好在内地出差，回归的庆祝仪式我还是后来在电视上回顾的。对我而言，香港回归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的心情一直很平静，内心反而产生了一种落地生根的踏实。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企业一直贴着时代发展的脉搏，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创新蜕变。1996年，我的公司成为一国际家居用品商的主要供货商之一；1997年公司开始涉足汽车零部件压铸领域；1998年，我们率先推行了TQM（全面质量管理）管理系统，并开始研究和发展镁合金压铸，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

三十年来，我见证着龙岗区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从过去的泥泞不堪，到现在的车水马龙；从昔日的贫瘠荒芜，到如今的绿树成荫，龙岗区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过度的巨大转变。随着承办大运会，建设国际低碳城等新变化不断出现，龙岗区绿色发展的轨迹也越来越清晰，这对我的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创业是一个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残酷过程——参与过程的人前赴后继，走到终点的人却寥寥无几。我想自己能够坚持下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断地扪心自问究竟能为市场和社会带来什么。我坚信，压铸业未来必然是向高效节能的方向发展，必然是与维护环境的绿色价值息息相关。

所以我不断关注环保，带领企业成长为第一家实现从压铸到电镀零排放污水系统的绿色环保压铸企业，荣获了香港工业奖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生产力奖”及“香港环保成就奖”。我们还与南京工业大学合力研发新技术，实现了表面处理工艺的绿化生产。我相信，在绿色蜕变之路上，我的企业将伴随龙岗区的发展一路向前。

2007年，李远发的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

肆

如果不以普通话的标准程度来评价的话，我基本上可以算得上一个深圳人。现在我在深圳停留的时间比在香港还要长，这座城市已经成了我生活和工作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往来深港拥有两个故乡

2008年爆发的那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到了制造业，压铸产业也未能幸免。经过危机席卷后的市场长期低迷，大批企业相继倒闭。但是，我不仅带领企业经受住了考验，还沿着既定的目标不断迈进。

那时，我们生产的产品已经涵盖汽车零部件、电子通讯配件、家具配件、电器及其他各类锌、镁及铝合金压铸件，我们的厂房面积更是达到30万平方米，聘用了超过5000名员工。就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年，嘉瑞集团还荣登“2008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榜，为企业顽强的生命力做出了最有力的注解。

有时候我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话，都觉得深圳这座城市变化得太快了。我们每五年去一次国外，基本上感觉不到任何不同；可是我们的客户五年来一次深圳，却几乎完全不认得路了。而且这座城市还十分包容，无论你讲白话还是普通话，无论你来自香港还是其他省份，它都给你一样的温暖。

现在，除了继续潜心经营公司，我还一直关注和参与龙岗区的发展。作为龙岗区政协委员和龙岗区总商会副会长，我着力于对业界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及开发，联合龙岗区总商会、平湖商会和香港相关商会，共同举办高层次的学术和管理应用演讲，促进行业人才队伍的壮大，继续为龙岗区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多年在此，我对深圳情真意切。其实，如果不以普通话的标准程度来评价的话，我基本上可以算得上一个深圳人。现在我在深圳停留的时间比在香港还要长，这座城市已经成了我生活和工作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份深情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是属于那些与我有相似经历的无数港商。他们很多人已经落户在深圳，早上过关去香港上班，晚上回到深圳居住——在日复一日的两地穿梭中，拥有了两个故乡。

李远发

1956年生于中国香港，1986年来深，现任嘉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深圳市龙岗区政协委员、深圳市龙岗区总商会（工商联）副会长、龙岗区专家联谊会企业经营管理类组长等职务，率领企业荣获龙岗区级、深圳市级、国家级多个奖项和技术认证，曾被深圳市委、市政府评为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爱心人士。

口述时间

2016年4月20日上午

口述地点

龙岗区平湖嘉瑞集团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许娇蛟

实习生 施冰冰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