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明：33年如一日奋斗在特区医疗第一线

在深圳经济特区医疗领域辛勤耕耘33年，我获得过无数的赞誉和荣耀。许多人曾问我秘诀是什么，我总结了“一句话”和“三个坚持”：几十年只做一件事——坚持做医生从不“跳槽”；坚持带学生乐此不疲；坚持做学问心如止水。正是这份坚持，让我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稳步前行，为这座活力勃发的城市书写一页独特的篇章。

2015年4月，蔡志明在市二医院实验室工作时留影。

壹

虽然报纸只有一页，但我却被上面刊载的文章深深吸引，文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句子让我过目难忘——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深圳经济特区，第一次知道它正在一日千里地成长着

翻山越岭两天半“骑”到特区

1984年的夏天对别人而言可能没什么不同，对我而言却意义重大。因为就在那年，我怀揣着大学毕业分配证明，独自骑着一辆破旧单车，从汕头一路颠簸了400多公里，终于来到祖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此开始了我迄今30余年求职求知、求精求进的行医旅程。

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我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也做过老师，在知青队伍中磨练6年后重返校园，在汕头大学攻读医学专业。那时的我求知若渴，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一次偶然机会，我在报刊陈列架上意外发现了一份新报纸，版头五个大字十分醒目：深圳特区报。虽然报纸只有一页，但我却被上面刊载的文章深深吸引，文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句子让我过目难忘——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深圳经济特区，第一次知道它正在一日千里地成长着。那篇文章在我心里埋下一颗火种，在青春的分岔口指引我踏上一条不平凡的路。

转眼到了毕业季，凭借着大学期间的优异表现，我获得了留校机会。但我一心想着来深圳闯荡，所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当时我们年级有几百人，而能来深圳的名额只有3个，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在那个年代，连接汕头和深圳的不是平坦公路，而是崎岖的山路。另外两个分配到深圳的同学家境都比我好，他们坐着大巴车来；只有我一个人是提前托运了装满家当的大木箱，踩着一部破旧单车来的。

我一路上翻山越岭，走走停停，整整花了两天半的时间。7月份的天气变幻莫测——有时候烈日炎炎，我就一手撑伞遮阳，一手扶着车把艰难骑行；到达惠阳淡水时又突然遭遇洪水，我只好投宿民宅，没想到吃坏了肚子。好不容易来到深圳，第一件事不是给别人看病，而是去罗湖医院的东门门诊部给自己抓药。

2012年2月，蔡志明（后排左三）见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华大基因率先签约开展唐氏综合征筛查。

贰

做饭、上洗手间大家都是轮流来，晚上下班后我们就凑在一起聊聊天。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生活却十分热闹充实

12年见证市妇幼保健院的初创期

我怀着满腔激情来到深圳，但是深圳给我印象却远没心中幻想的那么美好。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做医生。当时的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还在人民北路的一栋小楼里，不仅设备少，人手也不足。医院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生小孩，但是我们只有三种常规设备：X光机、B超机、显微镜；后来我们建起了市妇儿医院，科里只有3名医生，根本无法明确分工——无论是门诊、会诊、急诊，还是值夜班、做手术、查病房，都由我们三个人包办。像处理妇女乳腺肿瘤、剪舌系带、小儿包皮等手术，我们在门诊就做了。

刚到医院时没地方住，和我一起分配来的两个同学就去外面住宾馆，我为了省钱就留在医院“打游击”——办公室、放射科、诊疗室我都住过。3个月后，医院宿舍空出一个床位，我就搬了过去。我清楚地记得，那间小宿舍里挤着3张两层铁床，除了我还住着两名司机和两名厨师。我们隔壁住着刚调来的副院长一家人，包括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条件也并不比我们好。

后来医院在黄贝岭给我们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面满满当当地住了4户人家。那时我刚刚结婚，分到其中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些衣服。做饭、上洗手间大家都是轮流来，晚上下班后我们就凑在一起聊聊天。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生活却十分热闹充实。

我在市妇幼保健院和市妇儿医院一共工作了12年，虽然一直忙碌，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充实自己。1985年，我到上海进修了一年；1989年，我到中山大学攻读泌尿外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用4年的时间迅速完成了6年的学业。

1993年，我站在更高的技术和学术高度重返工作一线，这时候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已经搬到现在的红荔路上，医生的待遇也开始逐渐提高。不久，我就迎来了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开启了21年担任医院院长的职业历程。

2015年4月，蔡志明（后排右一）在市二医院查房。

叁

靠着跨越式的发展和稳打稳扎的技术积累，罗湖医院脱胎换骨，在全市的区级医院里名列前茅

“四两拨千斤”让罗湖医院重整旗鼓

1957年建成的罗湖医院算是经济特区医疗界的“元老”，但长久以来设施配备老旧，医疗环境欠佳，是全市比较落后的一家“二甲”医院。1995年底，罗湖医院公开招聘院长，希望招揽一名学历高、视野广的人才带领医院重整旗鼓。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离开，他们说：“你学历这么高，怎么能到那样一个又偏僻又落后医院去呢？”可我认为罗湖医院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而且罗湖区的区长也很信任我，于是就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挑战。

上任第一天，我就带领一帮人到医院各楼层去通厕所，把卫生环境建设搞起来。当时罗湖区的领导来医院暗访，被这个小细节深深打动，他感慨道：“罗湖医院有希望了！”

后来，区里各部门领导来罗湖医院现场办公，提出要给我们拨款100万元，帮助医院的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我说这笔钱太少了，领导惊讶地反问我：“这还少啊？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能拨出的最大一笔款项了。”我马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由罗湖医院去向银行贷一大笔款，而这100万元则作为贷款利息。他听了马上称赞：“这个想法好，四两拨千斤！”

就这样，由罗湖区投资管理公司担保，罗湖区政府贴息，罗湖医院成功向银行贷了3000万元。利用这笔钱，我把罗湖医院上上下下进行了重新装修，购置了彩超、CT以及其他一些大型设备。此外，我还广纳贤才，包括返聘18名很有分量的老医生，利用他们的经验把罗湖医院的各学科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微创外科、肝病中心、生殖中心更是让罗湖医院蜚声遐迩。

特色专科为罗湖医院迎来春天

传统的“大开刀”手术不仅动作大，而且病人恢复慢、出血多，缺点显而易见。随着技术的进步，“微创化”成了世界临床医学发展的大趋势。我来到罗湖医院不久，就成立了微创外科中心，由我担任临床主任。

我们做的影响最大的一台手术，就是为“活雷锋”陈观玉切除胆囊。当天，我们使用直径2.7毫米的腹腔镜，从早晨7点开始手术，历时1小时完成，总共取出96颗结石。到了下午，陈观玉就能在搀扶下去探望别的病人了。这场手术让我们的微创外科出了名，不仅全城媒体争相报道，许多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

我们再接再厉，尝试用胸腔镜切断胸交感神经，以此治愈在青少年中十分常见的“手汗症”。为了学习这个技术，我们专门到香港去“取经”。当时有一位领导不相信我们的技术，刚好他小孩有“手汗症”。我就向他打包票：“你带孩子来，我们保证手术完马上就好。”手术前，他摸了摸孩子的手，又湿又冷；我们切完神经，他再一摸孩子的手，居然马上变得又干又暖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胫而走，全国各地被“手汗症”困扰的患者都想来我们医院手术。那时做这样一次手术大约需要8000元，我们只收6000元，节省下来2000元给病人买机票和提供住宿。很快，我们的“手汗症”病例数就积累到全球第一。

此外，我们成立了肝病中心，由国内知名的肿瘤治疗专家徐克成教授担任主任；还成立了生殖中心，使罗湖医院成为经济特区第一批成功诞生试管婴儿的医院之一。靠着跨越式的发展和稳打稳扎的技术积累，罗湖医院脱胎换骨，在全市的区级医院里名列前茅。

肆

把医疗教学科研作为“机体”，把健康产业和后勤社会化作为“两翼”，让医院这架大型飞机在浩瀚的天际扶摇直上

“一体两翼”支持北大医院跻身一流

1999年底，深圳市中心医院（后更名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简称北大医院）建成，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院长。我以面试笔试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北大医院的第一任院长。面对当时还是一张白纸的北大医院，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如何在这张白纸上描绘最美好的图画。

为了让它迅速做好做大，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引入名校力量，使北大医院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个异地办医成功的案例；为了更好地为病人服务，我大力支持发展健康产业，不仅在医院成立了大型的体检中心、特诊中心和特诊病房，还带领医疗队伍走进企业普及亚健康知识；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我率先推动“医院后勤社会化”，把物业、安保、餐饮、服务都外包给专业公司去做，这项制度改革后来获得了国家医院创新奖。

在北大医院任职期间，我一如既往地重视科研攻关，除了打造全市第一家广东省生殖与遗传重点实验室外，我们还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下，孕育了全市第一个生物样本库。建立生物样本库，是一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基础性工作，需要精心的积累和漫长的等待。但是每一份存留下来的肿瘤标本、血、尿、粪等样本，都是人类珍惜的遗传资源，能为医学科研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那时，北大医院妇产科和市卫生部门合作筹建了“宫颈癌早期筛选中心”，为大量适龄妇女做宫颈刮片、宫颈活检、阴道镜等检查，检查标本全都存留下来。最后光宫颈标本就达到100多万例，其中呈阳性的就有好几万例。我们还从克利夫兰引进全美排名前三的产科主任Ballens博士，为深圳的妇女做肿瘤普查，他后来获得了由总理亲自颁发的“中国友谊奖”。

我在带领北大医院迅猛发展的12年间不断摸索，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医院管理模式，即把医疗教学科研作为“机体”，把健康产业和后勤社会化作为“两翼”，让医院这架大型飞机在浩瀚的天际扶摇直上。2006年，“一体两翼”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奖和深圳市科技创新奖。

伍

经过几年努力，二院拿到了80多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创新载体。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好几个一般医院相加的总和

让“一滴尿验癌”不再遥远

2010年，我在北大深圳医院任职期满，轮岗来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简称二院）。我刚到任的时候，二院在全市的三甲医院里还算相对落后。我决心继续秉承“科技兴院”的精神，人才、学科、设备“三管齐下”让二院更上层楼。

经过几年努力，二院拿到了80多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创新载体。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好几个一般医院相加的总和。其中，光我们的泌尿外科门口就挂着10块创新载体的牌匾。除了泌尿外科，我们的骨科拥有6个专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我们的神经外科，也是全市乃至全国驰名；此外，传统的优势学科，如血液科、烧伤科和康复科，也都在稳步发展和提升。

在二院期间，我个人也在不断地带领科研团队创新突破。当时，我负责为国际顶尖科学杂志《自然遗传》（Nature Genetics）审稿，一个特殊的基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它在卵巢癌、脑瘤、肝癌里的突变的频率比较高，于是立刻在大数据库中进一步筛查。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基因在输尿管癌、肾盂癌、膀胱癌中的突变频率非常高，而在肾癌、前列腺癌、尿道癌中的突变频率很低甚至没有——这意味着用这个基因来筛查尿路上皮癌是很准确的。

很快，世界权威医学刊物《欧洲泌尿外科学杂志》将我们的这一重大发现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出来，同时刊载的还有另外两个国家相同的科学发现。紧接着，我们的团队注册了6个中国发明专利和1个国际发明专利，并研制出以这个基因为主的多基因、多靶点生物传感复合芯片。

目前，初步实验表明，用复合靶标检测膀胱癌的精准度是最高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个人口袋里都能有这样一个简单操作的仪器，只要滴一滴尿在上面，就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患膀胱癌。下一步，我们还有望将“一滴尿验癌”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泌尿生殖系统甚至全身。

“异种器官移植”点燃生命之光

我在二院牵头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异种器官移植。我从事基因研究已经20多年，对于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重大意义深有感触。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需要做肾移植手术，可是真正能够走上手术台的只有不到5000人，也就是说每年有25万等待肾移植的病人只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如果对这些人进行异种器官移植，那么为社会带来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所有动物之中，猪的器官与我们人类最匹配；而且一头成年母猪一年可以生产2次，一次可以生12到16个猪仔，无论从可操作性还是从性价比来说，都是异种器官移植的最佳选择。由于市领导的大力支持，深汕特别合作区给了我们两块地，一块用作建设科研园区，一块用作猪的养殖，我们计划养3万到5万头猪。

我们这个世界级的科研攻关团队现阶段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研制出可为人类移植的“猪角膜”，并成功做了70多例移植手术，被英国BBC评选为“中国五大科学工程”之一。如今，我们团队正在与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合作改造猪的胰岛，未来有望让糖尿病人彻底摆脱困扰。未来我们还计划改造猪的肾脏、肝脏等器官，为全球数以千万计的病人带来重生的希望。

这项技术的前景虽然无限光明，但是我们的团队也面临着巨大的科学挑战。在异种器官移植之前，我们首先要通过基因改造将猪的器官“人源化”，解决异种器官的急性和慢性排异问题，延长异种器官的使用寿命，解决异种器官的病毒感染问题。想要攻克这些难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投入，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打算为这个项目成立专项基金，也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人类的生命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6年1月，我离开了坚守21年的医院院长岗位。在宣布正式卸任之前，我给自己剃了一个光头，意为：新的生活，从头开始！如今，我仍然保持工作几十年养成的学习和工作习惯，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因为流逝的岁月只改变了我的年龄、岗位和职务，却不能动摇我对事业的不息追求。

蔡志明

195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医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外科主任医师，国家泌尿男性生殖系肿瘤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地方联合肿瘤基因组临床应用关键技术工程实验室主任，广东省泌尿外科重点学科带头人，深圳大学泌尿生殖研究所所长。扎根深圳33年间，先后在深圳市罗湖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三家大型综合性医院担任院长21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院长、国家级领军人才、鹏城杰出人才、福田区杰出人才、中国医院管理创新奖、中国产学研结合创新奖、广东省抗“非典”二等功、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深圳市自然科学一等奖、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市长奖”等荣誉。

口述时间

2016年7月8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许娇蛟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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