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金：民建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编者按：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在采访中，郝明金主席谈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启了我国多党合作事业新的历史阶段。民建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始终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自身特色，积极投身改革实践，不断成长进步、不断有所作为。他还提到了民建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例子。为更好方便大家了解有关情况，编者整理此文，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那年 那人 那提案

1998年，在时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的领衔下，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该提案因立意高、份量重，被列为“一号提案”。提案提出后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在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和科技界、金融界产生巨大反响，掀开了中国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成思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那年之前的那个人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一个报人之家，其父成舍我是我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新闻界颇有名望的前辈，他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占领整个东北，侵占全中国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因此，成舍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辗转至香港，并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成思危16岁时，受到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高潮影响，怀着满腔的热忱，决定把自己的青春力量贡献给祖国。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瞒着父亲，带着简单的行装回到了祖国大陆。他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1956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年，年仅25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他担任过专题组组长、无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为中国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正当成思危风华正茂，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他被下放当了锅炉工。但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不愿浪费宝贵的光阴，这期间他不仅读了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还自学了4门外语。

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大抉择，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1984年学成归国后，成思危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等要职。1995年，已近60岁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后去教书，但在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动员下参加了民建。1996年12月，他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早在美国学习期间，成思危就对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美国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成思危曾提到：“我一直有一个感受，总觉得科技成果转化起来非常困难。报告论文可以写一堆，但是真正要应用，就有很多困难。一项技术研究成功后，企业往往不愿采用，因为有风险。尽管许多科研成果很好，可企业还是宁愿去引进技术，因为风险小，而且还可以有其他的好处。因为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感受，所以到美国接触到风险投资时，我就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所以当时我就修了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那提案之后的那些事

民建中央《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指出，“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必须借鉴国外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提案建议：“明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制定发展规划，并纳入国家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划。 鼓励、支持建立风险投资公司。结合我国实际，宜采用“官民”合办的模式。国家注入适量资金作为启动和担保资金，采用股份制或发行债券，广泛吸收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形成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风险投资经营公司。” 特别地，该提案指出，我国“缺乏健全的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而这两个市场是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刚刚建立，能够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很少；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高技术企业不能自由地转换产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随后，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召开提案协商会，邀请国家科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参加。协商会提议由国家科委牵头办理该提案。自此，中国风险投资业真正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风险投资在我国迎来它的快速发展期。

之后，各级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在风险投资中承担了政策导向和具体操作的双重角色。上海在1999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将“结合建立创业基金，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写进了上海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推出了总额达6亿元的“上海创业投资基金”；北京市政府提出3年每年的风险投资额不低于两亿元；深圳斥资5亿元发起成立“深圳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据当时的报道，仅1998 年下半年，我国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就达到43家，平均一个省1.3个。截至1999年8月，全国各个层次的政府创业基金达到100多家，不少地方政府还推出了与之配套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相应地，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创投协会。2000年3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创业投资协会正式在北京市社团办登记注册；2000年10月，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上海创业投资企业协会成立。

相较于多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成立，该提案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开启了在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

现如今，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金融工具和创业活动的孵化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