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向“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葛均波同志学习的决定》，在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展开学习，学习葛均波同志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以解除患者病痛为己任，努力攻克医学难题，攀登医学高峰的奋斗精神。
2017年8月，在全国卫生计生系统表彰大会上，葛均波院士荣获国家对卫生计生系统个人的最高行政奖励——“白求恩奖章”。
葛均波，中科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名心血管病学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委，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如何实现医学创新呢？葛均波认为，把人们的健康生活需要从理念变成产品，并将产品应用于有需求的人们，就是实现医学创新的过程。
创新需要体制引导
1925年，年仅25岁的德国乡村医生沃纳·福斯曼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一根无菌导尿管通过左臂肘部的上腔静脉插入到自己的右心室，并完成了世界第一例心脏导管手术。
虽然这个事件扬起了现代心脏病学的帆，但这个大胆尝试并未给福斯曼带来荣誉和尊重，而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和嘲弄，并导致他离开了医院。直到1956年，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信才让人们重新记起了福斯曼的伟大———他和另外两名来自美国的医学科学家共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福斯曼的故事提醒我们，医学创新首先要有先天的热情。但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要良好的体制作为保障。”葛均波说。
身为科学家兼医生的葛均波，还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在他读《射雕英雄传》时，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天生愚笨的郭靖成为了武林大侠，而天资聪颖的杨康却成为了武林的祸害呢？不断地思考总结之后，葛均波认为，同为忠良之后的二人，成年后有如此差异，主要在于培养他们的体制不同。
“郭靖师从江南七怪，虽然这几个人功夫平平，但团结一心培养郭靖的机制很好，磨炼了郭靖踏实、愿意吃苦的性格。而杨康的师傅丘处机，虽然武功高强，在培养杨康的过程中却重智轻德，反而导致了杨康的急功近利。两种不同体制的培养，也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武艺所能到达的高度。”葛均波认为，医学创新实际上类似于习武的过程，有大成者，必须有良好的体制做保障。
转化为生产力的医学创新才有生命力
但医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体制的作用也涉及方方面面。在葛均波看来，我国医学创新发展现状的滞后，还与医生和医院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有关。
“医学创新一定来自于临床需求，而不是实验室。而最了解患者临床需求的是医生和医疗机构。所以说，医学创新要充分发挥医生和医院的主体作用。”葛均波强调。
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医学创新体系中，创新主体是医药企业，而非医院和医生。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议论文为主的医生晋升考核体系，限制了医生参与临床医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实际上也是体制的问题。
“据统计，我国目前年专利申请数已排在世界第一，但我们的专利转化频次却仅为0.2%，美国是我们的30倍还多。以心血管创新技术起搏器为例，由于没有完全掌握核心技术，也缺乏产业化经验，我国的心脏起搏器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这也间接说明，我国大多数的医学研究论文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葛均波遗憾地表示。
葛均波院士在全国两会上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在葛均波看来，只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脚步。
加速医学创新成果转化，需要实现医研企融合
要真正发挥临床医生在医学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不仅要改变目前医生晋升以论文为主的评价体系，还需要考核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医生参与创新研究的积极性。
葛均波坦言，我国年轻的临床医生并不缺乏创新的理念，但缺乏转化研究成果的动力。如何把理念变成专利保护起来，又如何把专利变成产品服务于人们的健康，往往都不是医生群体自己能够做到的，还需要医生和医药企业建立协作关系，也就是医研企的融合关系。
融合协作，是为了加速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机制体制原因，医学成果转化问题，成为医学创新的一个痛点。即使在医药企业活跃的上海张江地区，也同样面临着成果转化的困惑。
“所以，立足于医生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转化，亟须建立联合医生、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第三方服务平台。”葛均波表示。他希望自己担任总发起人的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的成立，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带动更多类似平台的成立，从而带动国内更多医学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并形成产品走向临床，为百姓健康提供更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