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发展实体经济作出重要指示。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7月10日，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在京召开。为开好此次专题协商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组成调研组，深入山东、江苏、重庆开展实地调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调研组组长尚福林介绍，从调研情况看，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集中表现为现有发展经济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考核指标体系、人才机制等大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这些制度政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一些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仍然存在。本次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们用通俗易懂的比喻、直指问题核心的敏锐视角为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建言。在他们眼中，破局的关键有哪些？
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才是好职教
在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中，“人才支撑不足”被广泛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人才基础应该是技工。”而现实情况是，技能劳动者短缺、技能水平不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已经成为困扰制造业发展的三大难题。“据统计，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近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而且，技能人才的稳定性只有30%左右，流动性非常之大。”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发言中举的这一串数字引人深思。
热门技能（如第三产业）培训饱和，而工业技能培训不足；公共财政多投资提供制造业所需的中低端通适性技能培训，而少有企业或行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培训……这种技能劳动者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职业教育体系所供给的技能类型与生产的需求错位，都不利于职业教育真正帮助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的转型发展。朱永新建议：“将市场竞争引入职业教育领域，以市场信息调节职业教育的供求。鼓励职业学校与市场化职业培训机构合作，提高课程质量以及与市场需求的相关性。”
“均值高”“方差小”人才现状须改变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创新，而创新最关键的要素是创新型人才。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经济发展层面的讨论终究离不开对当前教育现状的反思。
面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实体经济求贤若渴的现实需求，学生整体水平高、突出人才少——这两个中国教育的突出优势和突出弱点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用了两个统计学术语来刻画这样的特征，叫做“均值高”“方差小”。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创新能力基本要素，这是科学界和企业界的共识。“我们的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能力，也缺乏与之相关的写作与沟通能力，写不好是因为想不清。”对此，钱颖一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对学生这两种能力的培养。此外，他表示，当前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各种考核越来越量化、越来越一刀切，这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前学科评估已经成为高校的指挥棒，容易导致追求短期成果，学科畸形发展。全社会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的追求。”钱颖一说。
钱颖一认为，当前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使得提高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更加紧迫。我们的学生靠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获得知识，这正是机器学习的原理，而且机器有绝对优势。“人要做机器不能做的事，那就是跨学科的、创造性的工作。”
要想经济不“虚胖”还须有好“代谢”
现代化市场经济必须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即新企业进入快，低效企业退出也要快。“否则供给质量低下，出现‘虚胖’、‘浮肿’、‘脂肪肝’，宏观经济一定不健康。”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说。
低效企业退出慢，造成新企业、好企业融资贵、融资难；打价格战拖累好企业业绩；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占用，降低经济生产率……低效企业退出慢，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要想对症下药，首先得找到“病”在哪里。李稻葵总结了低效企业退出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有为难情绪，企业退出或重组后，地方政府须处理一些善后工作，与招商引资相比这是“脏活累活”；第二，商业银行也不愿意面对历史决策失误；第三，相关互保企业也不愿意看到重组，因此游说地方领导和银行尽量观望、拖延。
从以上三个角度出发，李稻葵给出了他的“药方”，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企业退出基金，交给地方政府专门用于安置企业退出过程中的各项费用，用这笔费用去交换亿万不良资产的重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正面激励商业银行，灵活处理历史上相关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考核，减轻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很重要的一点，即要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打掉资产重组的拦路虎。银保监、法院，地方政府协同商业银行，应树立典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抓住不良资产处理这个牛鼻子，中国经济新陈代谢加快，实体经济供给侧‘虚胖’‘浮肿’‘脂肪肝’的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将会更加牢固。”
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钱花在刀刃上
目前我国科研总投入是世界第二，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数和专利论文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成效与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每年评出的众多应用型技术成果中，国家投入很大，产业化率却很低。“国家为鼓励科技创新投下去的科研经费绝大多数都落到了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现象仍较突出，仅仅产生了很多论文和成果，并没有实现产业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抛出了他的观点。
陈志列表示，先进技术成果在实体经济上的落地效果并不好。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国家资助的科技项目评审中，作为评审的专家大都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他们理论水平高，长期从事科学研究，但对市场需求不熟悉，不了解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要求和流程。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不是行家。“建议大量增加高科技民营领军企业中既有成功的产业化经验、又有丰富的市场和技术背景的专家。在关键环节强化项目可产业化的定位和评审，通盘考虑项目系统在上下游企业协作实施中的标准化、兼容性和可靠性。”
“深圳90%的创新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机构创建在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经费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自于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研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发言中，陈志列连用6个“90%”举例介绍了深圳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独特模式。陈志列认为，国家财政鼓励的应用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向，应该明显向高科技领军企业倾斜，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些企业已经练就了一整套技术创新和成果转换机制，他们最知道如何将有限的钱变成源源不断的好产品，也最能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