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如何落地？创新人才如何培养？7月10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委员们在这场“头脑风暴上”为实体经济转型提质“会诊”、“开药方”。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应过半来自高科技企业
“为何先进技术成果在实体经济上总落不了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参与科技项目评审的专家大都来自没有产业化经验的单位，他们理论水平很高，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缺少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经历，对市场需求不熟悉，不了解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要求和流程。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不是行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的尖锐发言赢得笑声与掌声。
作为高科技企业代表的陈志列，同时也是“863”计划的专家，此次参会他更关注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问题。“国家为鼓励科技创新投下去的科研经费，绝大多数都落到了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现象仍较突出。”陈志列说，国家资金的分配往往落在很少几个学术小圈子、学霸圈里，最后国家的意图没能得以实现。“当然，这种现象已有明显扭转，但希望有更大扭转。”
陈志列建议，在专家评审队伍中，大量增加高科技民营领军企业，他们需要既有成功的产业化经验，又有丰富的市场和技术背景的专家，而且比例要超过50%。同时，国家支持应用型科研项目和产业化的经费，能90%投向高科技领军企业，把国家鼓励创新成果的钱花在刀刃上。“他们最知道如何将有限的钱变成源源不断的好产品。”
关于城市“人才引进”
要堵住政策漏洞，防范只购房不就业问题
去年以来，全国一大批区域性中心城市搞“人才大战”，密集出台包括直接落户、购房优惠、住房补贴、项目资助、现金奖励等人才引进政策，落户门槛一降再降，优惠力度一再加码。对于这种现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提到，这种人才争夺攻坚战，既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对人才需求的迅猛扩张，也折射出城市和区域间竞争的转变格局。
从过去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到现在比拼财力争夺人才，使得各类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获得价值实现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但也要看到，“人才大战”在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王一鸣指出，一些城市以搭建“人才高地”为名，搞人才“政绩工程”。同时，城市建设软件供给能力不足，“人才大战”带来的户籍人口“井喷”，增大交通、教育、医疗等压力，公共服务供需缺口增大。由于参与“人才大战”的城市经济实力较强，往往能以比落后地区更优惠的条件招揽人才，使得无力比拼的东北、西北一些城市人才“失血”更趋突出。此外，“落户新政”也推高了房价，给治理楼市“虚火”带来隐患。
王一鸣建议，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突出市场主导和企业主体，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提高地方引才科学性和针对性。同时，依托创新创业平台聚集人才，促进引进人才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使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改革，让创新人才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另外，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强住房政策协调，扩宽住房供给主体和渠道，与人才引进规模相适应，增加住房供应，避免落户人口激增带来房价非理性上涨。“堵住政策漏洞，防范只购房不居住、只购房不就业、只购房入学而不实际就业等问题。”王一鸣说。
关于创新人才培养
克服短期功利主义，“人要做机器不能做的事”
过去12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钱颖一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长期在高校基层一线从事教育管理和改革工作。根据多年观察，他发现中国教育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学生对所学学科中基本知识点的掌握较好，学生整体水平较高，但突出弱点是突出人才少。
钱颖一用统计学术语来刻画这个特征，叫做“均值高”、“方差小”，意思是说，学生平均水平较高，但拔尖人才少。
在知识方面，学生局限于单一学科知识点掌握，对于学科交叉和融合知识则很薄弱。同时，中国的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创新能力，并且缺乏与之相关的协作与沟通能力。“写不好的根源是因为想不清。”钱颖一说。
钱颖一认为，比能力还重要的是价值取向，当前影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是学生、教师、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普遍的短期功利主义。有创造性和长远的结果相对是难度量、难量化的。创业中“羊群效应”明显，创新中同质性很强，都与短期功利主义有关。
钱颖一建议，应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中的知识，学生学习知识，不仅要记住“知识点”，更要会融会贯通不同学科知识。同时，教育部门要为学生个性发展和大学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和空间。另外，要从社会层面克服短期功利主义，追求更高价值取向。“以往学生获得知识依靠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但受到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影响，人要做机器不能做的事。”
关注
从金融风险到实体经济
为何今年两场专题协商会都聚焦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开局之年，两场专题协商会均聚焦在经济领域。除了昨日的“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举行的“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为何今年两场专题协商会都聚焦经济发展领域？
专题协商会一年两次
本届全国政协每年有两次专题协商会，分别安排在第二、三季度，会期分别为1天。南都记者了解到，此次已是本届政协第二次召开专题协商会，也是今年最后一次。
此次与会成员可谓“高规格”，除了有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负责同志、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企业家代表、金融机构代表等。
据全国政协官网介绍，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就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中的某项专门问题进行协商讨论、议政建言的会议形式，是开展政协专题协商的主要载体。
南都记者了解到，作为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之一，专题协商会所遴选的议题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经全国政协反复讨论研究，并报送中央批准后确定。专题协商会的会议情况报告由有关专门委员会配合办公厅整理形成，以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具体建议还可以政协信息等形式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门参考。
为实体经济“提气鼓劲”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而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是实体经济。两场专题协商会都针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方面提出，说明经济建设在国家治理方面处于中心地位，加上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多端，也引发一些新问题。
“借专题协商会这个参政议政平台，有利于政协委员建言献策，提出好对策。”张占斌说。与此同时，此次专题协商会召开的背景值得关注。南都记者发现，中国经济如何开启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新征程，已成全球关注焦点，着力破解当今经济发展中“质量不高”的突出问题，离不开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继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实体经济发展得到空前关注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去年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一个重大判断，即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是经济强国的根基。紧接着，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把这一重大判断进一步明确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并提出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影响深远，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保障。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为实体经济“提气鼓劲”，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此，此次将实体经济作为专题协商会议题，也凸显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转型阶段的重要性。
协商前先分赴三地调研
召开专题协商会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先后前往山东、江苏、重庆三地调研，为专题协商会“探路”。今年5月初，15位政协委员就该专题汇聚山东进行第一站调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任调研组组长。
据了解，调研期间委员们还组织调研组成员内部研讨，及时研究调研期间发现的问题。同时委托五个省市开展协同调研，并在北京召开调研总结会议，为筹备专题协商会打下坚实基础。
尚福林在10日的专题协商会上提到，从调研情况看，制约实体经济发展、供给体系质量提高的问题依然存在，集中表现为现有发展经济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考核指标体系、人才机制等大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这些制度政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一些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仍存在。
在调研前，调研组成员都做了大量功课。南都记者了解到，在去往调研地区前，调研组邀请发改委、工信部、人社部等相关部委介绍情况，并进行问题汇总。
张占斌告诉南都记者，从他所调研的省份来看，所去的企业经过认真筛选，开会质量较高，实地调研不仅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也去现场看。
“调研过程中，企业家提到的一些发展难题都带有普遍性，提的建议也很好，对实体经济长远发展是很有利的。”张占斌介绍，调研回来后，政协委员之间继续讨论，调研组也会不断沟通，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拿到会上碰一碰，共同探讨从哪些角度提哪些可行性建议，真正做到把意见建议提到点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