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也是一个有活力的生命体，必须有良好的新陈代谢才能保持健康状态，迟迟不能退出的低效企业，就像死去的细胞，不及时排除体内，必然出现‘虚胖、浮肿、脂肪肝’，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必然受到影响。”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从经济学家转型“名医”，为加速低效企业退出、提高供给质量“把脉开方”。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中低效企业数量多，涉及的债务水平高，退出的进度非常缓慢。”李稻葵综合了多方调研与研究成果，认为目前工业领域中应该退出的企业占总数的5%—10%，对应的债务水平大约在6万亿元左右。根据国资委的统计，2016年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企业有2041户，而2017年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国有企业债务人总共才有265个。“即便只计算央企，这个比重也仅为12.9%，剩下的87%的‘僵尸企业’如同坏死细胞一样存在于国民经济机体当中，严重拉低了供给体系整体质量。”
低效企业存量减少缓慢，增量又在集聚，对于经济健康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大。李稻葵分析，尽管目前不良贷款的处置有所加快，但新增不良贷款的积累速度却在加快，两者相抵，2017年不良贷款余额反而增加近500亿元。“按当前的处置速度，即便不考虑新增，清理6万亿的工业企业的存量低效资产，也至少需要8年的时间。”
8年时间，足以使急性病症拖延成慢性病患。李稻葵的眉头写出了焦急，他仔细分析了低效企业退出慢的三大危害———一是低质量企业不退出，好资金流向坏企业、坏项目，进而推高了新企业、好企业的融资成本。“当前6万亿低效资产不处置，每年将会占用近2万亿贷款规模，大约占银行贷款规模的20%”；二是低效企业技术差、产品质量低下，更愿意打价格战，靠低价维持生存，拖累了好企业的业绩，扰乱了市场秩序；三是导致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占用，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
“与招商引资‘敲锣打鼓’相比，处置清退‘僵尸企业’是‘脏活累活’，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有畏难情绪；商业银行同样不愿意面对历史决策失误，相关人员担心被追责；参与互保的企业也不愿意看到低效企业被重组，担心自身信用受损。”“望闻问切”之后，找出病因是关键。李稻葵在发言中直截了当点出了患上经济“脂肪肝”的致病原因。
“一旦抓住不良资产处置这个牛鼻子，中国经济新陈代谢加快，实体经济供给侧‘虚胖、浮肿、脂肪肝’的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供给质量将上一个台阶，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将会更加牢固。”李稻葵说。
“病症”一旦认清，“药方”随即开出。“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企业退出基金，专门用于安置企业退出过程中职工的工资、福利、安置，撬动6万多亿的不良资产的重组。”李稻葵首先开出的是一剂“药引子”，期望通过基金的撬动效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加速推动低效企业退出。
同时，李稻葵还开出了另外三味良药———一是建议银保监会直接对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量进行考核，灵活处理历史贷款考核；二是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消除不良贷款历史上的互保条约，打掉资产重组的拦路虎；三是典型示范，由银保监、法院、地方政府协同商业银行，认真处置并总结若干成功案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