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坐错位置了，这是我的位置。”
“是吗？让我看看你的票……你是蔡某啊？”
“是啊。”
“我是海淀法院执行局法官，正在执行案件，请你到法院协助调查。”
2017年7月15日，北京南站G19次高铁上，久无音讯的被执行人蔡某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堵个正着。
去年以来，海淀法院与公安机关签订了协助法院查找被执行人的工作意见，并与铁路公安局就配合拘留被执行人建立了执行联动机制。
蔡某是首批报送给公安机关协助查找的被执行人，公安机关监控到他购买了高铁票，随即向海淀法院执行局进行通报。
这是今年5月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汪永清率全国政协“基本解决执行难”调研组在北京调研时了解到的一个真实案例。
“2016年底，由北京市委政法委员会牵头，建立了执行联席会议制度，明确49家联动单位职责任务，在协助法院查人找物、实施信用惩戒等方面积极联动，形成综合治理执行工作大格局。”在北京市高院的座谈会上，高院院长杨万明告诉调研组，作为首都和文化中心，北京的执行案件涉政治敏感类、文物保护类及金融类案件居多。2016、2017年，北京法院新收执行案件345895件，办结345336年，执行到位金额1437.91亿元，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为94.7%。“北京法院在破解执行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执行联动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执行案件的难度越来越大，大标的案件、涉及首都疏解整治促提升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案件、重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不断进入执行程序。由于人口流动性大，财产形式日趋复杂，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方式多样，被执行人和财产难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杨万明说。
在北京西城区法院调研时，调研组了解到，由于金融街在西城区，西城区的执行案件涉金融案件相对较多，2017年收到信用卡执行案件3565件，2018年至今已收2305件。西城区法院院长蔡慧永称，“涉金融类案件有个共同特点，执行人比较分散，全国各地都有，异地查人找物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杨万明表示，“执行联动机制的落实到位和财产、身份等信息的充分共享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能够在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下，加强查控合作和联合惩戒，进一步完善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加大对被执行人的协查力度，提升查人找物的效率和效果。”
蔡慧永说，基本解决执行难是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联动机制有些功能还有一定挖掘的潜力和空间。希望能够助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多级单位要素联动、资源共享，加快各协助单位与法院查控的线上互联，实现银行账号、车辆、船舶、房屋统计、股权等信息的全覆盖。
“基本解决执行难不是区法院一家的事，是全区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区委要抓的重要工作。”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旭表示。
“北京部委多、历史文物多、金融机构多，执行难度比其他省市更大，执行工作做得好与市委、政府、人大、政协支持分不开，光靠法院单打独斗力量有限。”皮剑龙委员建议，要继续加强联动执行机制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扎牢让被执行人不敢逃债、不能逃债、不想逃债的制度网络。
李迎新委员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银行可以在线扣款，但房屋、土地、车辆等冻结措施在网上没法办理，“希望进一步加大查控措施的联动力度，在技术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协调相关部门办理网上冻结措施，这样既能提高法院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也能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加调研的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认为，“现在的难题是条块分割，信息孤岛太多，不能共享信息”。他建议，要把基本解决执行难作为解决制度机制问题的倒逼机制，推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整体的完善和提升，同时，要抓住国家和各地都在推进大数据建设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数据既为政府又为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