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简介：：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金融学博士。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国银监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共第十六届候补委员，第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
5月，北京，晴暖干燥，杨絮飞舞，纷纷透过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楼的落地窗。
两个半小时的访谈，只喝了一口水，67岁的尚福林显得神采奕奕。记得中国金融监管界的一位前辈曾经说过，真正想做事情的人，都要给自己的年龄打八折，而尚福林给人的感觉是，不管岁月如何打磨，他年轻依旧。
“飞来的尚福林”
1993年，坐标东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正带领相关部门，为解决东北出现的“三角债”问题商量对策，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42岁的尚福林也在参会名单之列。
“人家都是坐火车过去的，我因为其他工作占了时间，只能坐飞机去。”尚福林的这个决定，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称号，参会者从此叫他“飞来的尚福林”，而据当时在场人士透露，这句话还饱含着朱镕基对于尚福林的夸赞、认可和期许。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金融市场有两大战役要打。一个是清理“三角债”，另一个是治理“金融三乱”，也就是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
回忆起那次清理“三角债”，尚福林说，事情的根源，在于当时国家以扩大投资来拉动地方经济，在中央出资的同时，需要地方上也拿出配套资金。结果中央的钱到位了，地方上的钱没到位，就导致拖欠了供应商、建筑商的钱，形成了债务链。“这些情况都是过去没碰到的，要根据中国国情去办。当时朱镕基同志就提出，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入手，从源头注入，防止中间跑冒滴漏，编成债务链，该还谁还谁。我参与研究和编了这套办法，供领导决策。”
“金融三乱”的问题似乎更麻烦。
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经济就需要钱，所以当时各地都在找钱，金融也积极支持发展经济，但当时中央银行对贷款有限额，很多人就想着如何能绕开限额，乱设了一些机构。1990年开始搞证券市场和信托业，当时搞证券别人也不懂，主要由做银行业务的人来做，但搞间接融资的人，干了直接融资的活儿，认知上有偏差，出问题或许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那种背景下，必须治理‘金融三乱’！”尚福林这样说。
“飞来的尚福林”是军人出身。
四年部队生活，练就了尚福林和战友们守土有责、不怕吃苦、做事雷厉风行的品质，同时也更深刻理解了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使命含义，这为日后他总能站在存款人及投资者角度思考问题，种下了一粒种子。
1973年转业复员，尚福林赶上了中国人民银行来招人，由此进入人民银行北京市樱桃园分理处工作。
零背景，零基础，但机遇偏爱勤奋敢为的人。
“当时甚至不太清楚银行是干什么的，连会计这门基本功还是到了银行之后现学的。后来就抓住组织上给的学习机会，参加各种培训班，学习政治理论，学习业务知识。”由于各方面表现出色，几乎没过太长时间，尚福林就当上了分理处的书记兼主任。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记忆中总是浓墨重彩的。尚福林至今记得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当时作为分理处的副书记，他和大家一起抗震救灾，搭地震棚，因为大家人心齐、劲头大、任务完成出色，分理处评上了北京市抗震救灾先进单位。
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尚福林亦如是。
“之所以决定考大学，是确实觉得在工作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干了几年金融实务工作的尚福林，着手准备报考金融专业。
1978冬，尚福林圆梦大学，被北京财贸学院（即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专业录取。缘分，抑或偶遇，四年后的毕业季，他再次赶上了人民银行总行来学校招人，因为四年较为扎实的理论学习成绩单，也因为曾经较为出色的实际工作成绩单，人民银行相中了这位军人出身、经过基层历练的稳重学子。
再次获得人民银行系统工作机会的尚福林，被分到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部门——总行计划司。没过两年，也就是1984年，人民银行改革大幕拉开，尚福林的事业坐标也一步步由基层工作者，转向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监管者，很多人说他是“拆弹专家”，因为他的从业轨迹，与中国金融业遇到的几次“大麻烦”休戚相关。
给市场更多机会
在经济学中，货币是价值尺度，而货币本身还有价格，它通过利率得以表现。
1984年，人民银行决定剥离其他业务，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进行利率管理，同时对商业银行实施再贷款。这是一套之前没有过的体系，人民银行为此专门成立了利率处，尚福林任副处长。
一个至今被金融业老人们铭记的事实是，从1953年开始，到1984年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为止，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利率长期保持稳定，期间虽然存款利率随着通胀的变化有过变化，但变化也不大；即使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贷款利率也基本保持在6%的水平，连续多年几乎未曾改变过。
尚福林和同事们的第一大要务，是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大变化，让多年无法反映市场需求变动的利率水平“动起来”。
当这项工作犹如当年自己的经历一样无背景、无基础时，尚福林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好。看书学习、交流研讨、调查研究，梳理矛盾、搭建框架、琢磨细节，经过反复打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质变，形成了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利率调控体系，到现在为止，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控体系依然能够若隐若现地察觉到当时那套体系的影子。
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在日渐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实现这些目标，中央银行越来越不宜直接伸手干，而是更多通过中介目标来完成。
那么，计划经济时期可以控制现金总量，改革开放之初管贷款限额，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活跃，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越来越多，这时的货币政策该管点什么？答案是管货币供应总量。
“世界各国对于中介目标的选择并不一样，比如美国是直接管利率，这是因为它的货币是给全世界用的，它不必纠结于票子到底发了多少，只要管好利率就行了。我们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控制货币供应量，也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创举。”说来轻松，但要管好货币政策，尚福林和同事们推动并见证了中国货币市场诸多个从无到有。
经历和参与了“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到“央行”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之后，尚福林的事业坐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定位在了金融机构。
2000年2月，尚福林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当时这家银行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业绩已经连续三年亏损。而尚福林上任第一天，就用一条“军令状”来倒逼自己和整个团队———三年内要实现扭亏。
植根于农业大国的农业银行，怎么会亏损呢？没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不免一问。一个必须要交代的背景是，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银行都是各管一摊，比如工商银行只管工商企业的贷款需求，建设银行主要管基建贷款，中国银行主要负责海外业务，农行的业务在农村。后来，为了增加银行间的竞争，从1994年开始，“专业”标签走下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银行，当时还有个口号——农行可以进城、工行可以下乡、中行可以上岸、建行可以破墙。
方向没错，但农行进城路走得并不顺———城里的客户早就和过去合作过的银行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存量竞争农行没有优势。尚福林到任之后就和大家伙商量，要找一条新路，跟别的银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在他的主导下，步入新世纪的农行，将眼光也落在了那些未来潜力巨大、当时未获关注的新兴市场，比如汽车贷款、房地产按揭等。
“农行做汽车贷款，大量做的是城市出租车贷款，那会儿谈合作经常是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拿下，我们一度把汽车贷款业务做到了四家大行中份额最大的。”
在商言商。靠着精细谋划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时定的是三年扭亏目标，尚福林和他的团队只用了两年就实现了。在这两年里，尚福林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银行应该积极开拓新市场、新业务，构建起实现金融与经济良性互动的市场化内生性机制，这样做既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又能为银行带来自身收益。
农行这个摊子刚收拾出模样，掌舵者的坐标又变了。
2002年12月，尚福林任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这厢坐进主席办公室，那厢媒体的质疑报道就出来了。
尚福林到证监会之后第一篇媒体报道，题目是“尚福林为什么要来坐火山口”。
当时的情况是，由股权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积累下的问题非常之大，而推动国有股减持的工作，因为股价不断下跌而几近搁浅，甚至在国务院终止国有股减持之后，股市还在惯性下跌。当时媒体认为，尚福林坐上火山口就最好不要再碰这个“烫手山芋”了。但尚福林更加担心的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靴子总不掉下来，问题和风险可能越拖越大。
治病除根，这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尚福林当时唯一的想法。
病根很明显，由于股权分置，一部分拿在散户手里的股票可以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拿在企业手里的国有股和企业股不能流通。但“暂不流通”这四个字是企业与散户约定的合同行为，并不是法律规定，股市建立之初，这样约定有利于避开争议，推进了股市的建立，这对刚刚诞生的股票市场更好激发活力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好的地方恰恰也跟价值有关——一个连股票全流通都实现不了的市场，市场的重要功能“价值发现”从何谈起？
“当时的国有股、法人股没有市场价格”，尚福林回忆，按当时规定，股权转让只能用净资产来做，当时平均下来的市场股价约4元，而国有股净资产只有平均1.8元-2元，以这样的价格引进外资，作合资企业，国有股肯定作价过低，也不符合股价估值的基本逻辑。实际上，这些问题有一个指向，那就是股票价格不能代表真正的市场定价，这个市场不完善，而完善市场又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使命之一，也是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去病根的药方“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迷失方向，关键是找出一个能够为各主要利益关联方接受，又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子”。“按照合同法，如果单方要改变合同条件，要和对方商量，市场称这种情况叫做对价，而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搞硬性统一规定，因此我们提出‘统一组织、分散决策、分类表决’的操作思路。简单说，就是通过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协商‘全流通’方案，一企一策分散决定具体‘对价’方式。由于当时大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占大头，为保护市场各方的利益，采取了两次投票的模式，第一次是全体股东投票，第二次是散户投票，两次投票都要过2/3，较好地贯彻了市场化法制化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全流通之后，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发现价格的作用也就能够较好地发挥了。换句话说，股权分置的尾巴割掉了，市场化进程又迈进了一步。”谈论如此复杂的往事，尚福林讲得如此简单明了。
在公允的评价中，尚福林作为第5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也是提出股权分置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的第一人。资深证券专业人士华生曾撰文道，“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完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的市场化，恢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全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基础和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后来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创业板的推出都完全不可想象。”
牢记初心，不忘本源
市场成熟一步，风险未必就能少一分。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证券公司这个一头连着普通投资者，另一头牵着上市公司的中间人，由于认知错误，走错了一段路。
当时中国一共有130多家证券公司，关闭了接近30家，这样的整治力度，在金融领域来看都是空前的。
这些券商究竟错在哪里了？尚福林表示，一种错误的观点是，证券公司认为自己可以像银行拿存款进行贷款一样，拿客户保证金做自营业务，也就是拿客户保证金自己买卖股票。
“一位券商老总甚至问我，‘为什么银行能用存款放贷，我就不能用保证金投资？’显然是理念本身有问题，存在银行，是存款，银行是承担风险的；钱放在证券公司，是保证金，你用了算挪用，股价一跌还不上保证金，就会出现挤提，发生流动性风险。”时至今日，对于那位券商老总的一问，尚福林依旧觉得震惊。而在当时，最大的窟窿是一家券商欠了客户近百亿元的保证金。通过证监会对证券行业的三年整顿，证券公司保证金从此都要托管到银行，证券公司后来基本杜绝了这类问题。
不断地加强市场建设，使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完善。
开得起玩笑，较得住真，这是尚福林留给很多人的印象。在金融监管这条路上，他一直在路上。
2011年金秋，当时的中国银监会迎来了新主席。从金融街33号出门往西走，再拐个弯，步行十分钟就能走到金融街甲15号。
中国银行业经历“黄金十年”的大发展之后，风险和问题又一次处于爆发期。尤其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4万亿元刺激政策之后，很多已经停工的企业又复工，不良贷款率表面上是下来了，但很多不该拿到钱的“僵尸企业”也起死回生了。到2012年，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反转，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风险“水落石出”，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出现反弹。中央也反复强调，这一阶段金融系统的工作目标就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恰于此时，尚福林来了！他肩负着推动中国银行业走上更为长远健康发展路径的使命。为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尚福林打算从全球银行业公认的监管“神器”巴塞尔协议II在中国全面实施开始做起。
在这一过程中，尚福林清醒地意识到，监管者不是只要会念“紧箍咒”就行，监管同样需要讲策略，讲艺术。“比如巴塞尔协议II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抑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对应中国有句古话就是‘将本求利’，这是对的。但征求意见时银行说有困难，也可能削弱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因此我们就反复商量，怎样才能把克服当前困难与实现长远目标更好结合起来，包括适当设定过渡期、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对不同性质和重要程度的银行分别设定不同的资本标准等，到现在看，预期的目标基本上都平稳实现了。”
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还让一些短期流动性有困难的企业雪上加霜。为了保证未来有前景的企业能够渡过临时性难关，尚福林和银监会的相关部门，研究并推行了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债委会通常是在企业破产阶段为了清算才有的，而我们是为了支持企业，把它的功能前移，由借企业钱的银行共同判断，一起决定对这家短期出现问题的企业，是该增加支持、保持原有额度还是的确要收回贷款。这样就减少了因为个别银行非理性地抽贷停贷引起市场震动，这个事在各地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为这些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行业敏感而重要，遵守金融基本规律，坚守底线规则对银行业稳健发展至关重要。前些年，在金融开放的旗号下，类金融活动盛行，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呼声一度高启。“银行是拿存款的钱在放贷，小款公司是拿自己的钱在放贷，这二者遵循金融规律和市场规则完全不同，根本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机构，不可能进行转制。从近来类金融的乱象来看，我们守住这条红线是对的。”
2017年2月，尚福林到了全国政协，现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到了政协，他依然持续关注着金融风险防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重点金融话题。
坐标很多，经历很多，思考亦很多。面对今天中国金融业的任务单，深思熟虑之后，“监管老兵”尚福林有几句肺腑之言。
“最想说的，还是金融业不能忘记本源，要支持实体经济。”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的一些尝试，尚福林总结出的一条规律是，金融业来自实体，服务实体；金融如果离开本源，过度发展衍生品，肯定要出大风险，一个机构如此，整个金融行业也是如此。相反，从帮助实体中获得自身的发展，才是金融业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
他还特别提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将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企业商业信用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考虑。”尚福林多次如是说。迄今而至，全球股票市场有200余年的历史，而股份制的历史长达400-500年，早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这个公司的定位就是“皇家特许经营的股份制公司”。换句话说，成熟市场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发展股份制，在股份制基础上发展股票市场。回顾国内，我们先有了股票市场，后有企业改制上市，当前股票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企业的商业信用积累明显不够。“加强社会信用基础设施建设，不是搞个征信体系就行了，而是要加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社会信用的提高可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社会信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失信，整体受影响，就像前几年一个老太太摔倒了，扶起来的人还要担责，导致扶不扶成了社会问题。再比如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一旦连续几个企业违约，会抬高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导致企业整体融资成本上升。”而尚福林断言，如果社会信用水平提高了，商业信用上去了，直接融资比例自然也就上去了。
对于今天的金融从业者，尚福林认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要加深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自觉遵守金融运行的规律和底线。“监管者为了保护投资者出了很多政策，比如现在发展私募基金，对人数和额度进行限制，为的就是防范风险，把不适合的投资者拦在外面。但现在，一些私募基金搞得像公募基金一样，谁都能来参与，这样的投资前途不定、风险更大。一旦违背规律，就会出问题。”尚福林显然有些担心。
这就是尚福林的风格，事关监管，必须较真。但他并不否认互联网“这条鲶鱼”给金融业带来的活力：“互联网和金融结合好了是好事，但这种结合应该是金融+互联网。因为银行管着别人的钱，它考虑的是稳；互联网的思路是赢者通吃，做法是通过烧钱迅速扩大，甚至独占市场，以此为做事宗旨，拿到金融上来，所走的路就未必是正确的了。”
回头一看，从进樱桃园分理处的大门，到如今与那些奋斗过的坐标遥相呼应，尚福林45年的从业经验，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新时期金融监管的教科书？就在成稿之时，尚福林带领政协调研小组，依然在为实体企业发展寻找优化路径。
出走半生，归来仍年轻。而保持年轻最强大的动力，或许不是经历，而是初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