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 纪念民革响应“五一口号”70周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民革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拥护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也是民革成立后的首要大事。从成立到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民革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作出无愧于历史的正确选择，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参与多党合作奠定的全过程，中国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发展由此掀开了历史新篇章。

民革最终能够在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大方针上取得一致，并且选择正确的政治路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筹备和创立民革阶段，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强调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在民革成立初期，一些人虽然赞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认为“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且民革内部有些人对西方民主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能走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美国政府、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又都极力拉拢民革。在“五一口号”发布前期，民革已经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朱学范写给李济深的三封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革公开响应“五一口号”前后，民革从联共反蒋、发展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这种思想上的转变过程。

第一封信：“领导全国民主力量，从事团结、和平工作”

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强烈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人士摆脱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羁绊，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阵营一边。李济深、何香凝、朱学范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和国民党统治集团讲团结，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经不可能了，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翻蒋介石政府。同年5月，李济深邀集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人在香港居所聚会，商讨正式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会议除了决定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关怀下，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于1947年2月在重庆成立）同志来港，共同商议有关联合的事宜，并成立筹备小组，商讨新组织名称，着手准备纲领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外，特意委托即将赴欧洲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朱学范赴美，会见在美从事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征询他对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之事的意见。朱学范在动身前，李济深和何香凝还特意嘱咐他趁出国之便，向国际友人介绍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和争取民主的政见，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朱学范随即启程，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执行会，并途经法国、捷克、瑞士，趁机详细调研国际形势。7月9日，抵达英国伦敦后，他给李济深去信，报告到欧洲各国了解的情况，推动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尽快成立联合组织。他在信中先介绍了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及看法，强调对于国民党内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组织，国际上持支持态度，“国际对于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的）力量，至为重视”，各国朝野推崇李济深“足以领导全国民主力量，从事团结、和平工作”，表达国际上对于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成立民主派组织的支持，力促李济深尽快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成立组织，以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

这是在筹备成立民革组织到“五一口号”发布期间，朱学范写给李济深的一封信。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成立民革组织的外部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问题非常关注的情况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起来成立民革组织，不仅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斗争的需要，有利于分散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联合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各方，协调意见。

第二封信：“中间路线无路可走”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宣言中，强调“蒋介石反动独裁政权之走向崩溃，殆羁必然之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同时宣布行动纲领，“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此时，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民革所处的环境亦十分复杂。美国政府、国民党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极力拉拢民革。针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民革一方面对外宣传思想主张，号召国民党内爱国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另一方面在党刊《自由》上，通过分析国内外形势，破除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澄清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介绍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帮助广大党员和读者，正确认识民革和中共的政策，使得民革内部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思想基础。

刚刚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的朱学范借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和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会议之机，顺道认真考察了英国、法国、瑞士、苏联等国，联系民革成立后中国的现实情况，朱学范深刻认识到：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为了协助民革的领导同志做好思想工作，朱学范与李济深通过信函就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沟通。

1948年2月17日，朱学范到达莫斯科后，给李济深再次去信。信中朱学范对国内形势发展做出研判，论证中国革命没有中间路线可走，指出“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最后，他结合民革组织自身发展，推演得出结论，“我们如果认清了中间路线已经死去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革命同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疑的要选择一个民主阵容和革命集团来作我们同伴……这个革命集团那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因为“中共民主革命一定胜利，因为他代表了一个进步民主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事业”，并肯定“革命委员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总理（指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及赞成土地改革，是适合了这个时间的实际情况”。李济深于1948年2月给朱学范发出复电、复信各一份，委托朱学范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共商国是，希望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

朱学范与李济深的这次交流，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在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革命方式和领导力量问题上，没有中间路线可以选择。此时民革两位领导人虽然还没有明确就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交流，但是展现了民革组织内部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逐渐向中共靠拢。这样，以何种方式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民革必须正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第三封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民革成立后，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1948年2月29日，朱学范从莫斯科到达哈尔滨后，即以孙中山信徒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口吻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革命伟大事业奋斗。在电报中，朱学范表示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的“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他“决心到了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斗争”。朱学范在电报中着重提到“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封电报得到了李济深的赞赏。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朱学范，“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的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朱学范深入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到农村、工厂、煤矿等地参观、学习。

3月底，朱学范再一次给李济深写信，介绍了自己在东北的所见所闻并进一步分析了形势，指出“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达到了兵精粮足。这是中共走的群众路线，唤起了人民，人民自动、自觉地来参加这个革命斗争的结果……最近东北、西北、山东各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加速了消灭蒋介石统治的最后胜利。中共同志一条心，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人民”。在信的末尾，朱学范郑重提出“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承认的。”第三封信对于民革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关于民革组织的发展方向，朱学范还在信中提出“革委会（即民革）的成立迎合了现阶段时代客观的要求，已经得到了中共、民盟即人民的欢迎，在政治上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问题在今后是不是我们要在行动上配合这个民主革命斗争的事业，来开展革委会的工作，发挥一个更大的革命力量”。李济深在复函中表示赞同。这表明民革已经为响应“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响应“五一口号”，走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路

“五一口号”发布后，一呼百应，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五一口号”。5月1日、2日，李济深等各位民主党派领袖连续举行座谈，热烈讨论。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即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由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在广州成立），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表示“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大家要“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时，上述人士还向国内外发出通电，高度赞扬“五一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从5月8日起，以香港为中心，围绕响应“五一口号”，主要有民革、民联、民促等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讨论新政协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

6月25日，在经过多次充分讨论之后，民革公开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民革不仅同意中共中央这一建议，而且要“以此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这标志着民革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此后，应中共中央要求，民革同其他党派及民主人士一起，就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等问题展开多次讨论。谭平山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围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1949年1月1日，李济深发表题为《团结建国》的元旦献词，呼吁“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到今天，应该各各准备以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22日，李济深、朱学范等55人在解放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27日，民革在沈阳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声明》，进一步阐明民革的政治态度，“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

民革诞生和发展的道路，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是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光荣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从成立之初就深植于民革的基因中，成为了民革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