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九三学社中央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召开，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文化标准研究中心主任闫贤良做了主题发言，以下是发言内容精编刊发。
今天，纪念“五一口号”70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特殊在今年两会3月4日提出的“政治创造”，三个新型政党制度，用中国的政治智慧建立了中国的“道路自信”，但同时指出，如何进一步建立“理论自信”，以及2月6日座谈会提出的建设面向未来的多党合作“新气象、新提高、新作为、新面貌”。在共和国100年还有30年的时刻回顾历史，在面向新时代的参政党理论建树上，探究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原点，具有特殊涵义。
一、历史上的3.4
历史上发布五一口号，同样与当年的3月4日有着直接联系。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学范致电:“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为什么发这封信，起源于两个原因。
其一，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单方面召开立宪国大。1948年5月1日，即将召开行宪国大。拒绝人民普选、军队国家化、多党合法共存的议会制国家建设。周恩来答记者问时说，这是蒋记国大，我们不会承认其合法性。民盟中央沈钧儒和爱国华侨陈嘉庚向中共中央提议，可否由中共向各民主党派提议，或各民主党派向中共中央提议，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当时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拟在哈尔滨召开。于是，有了五一口号的第五条。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其二，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如何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毛泽东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提出一党执政多党合作、长期共存的建国政党制度设想。这是五一口号第五条发布的潜在意义。
二、政党理论原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就“新型政党制度”而言，谈到了“三新”。
（1）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这里的“旧式政党制度”特指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宪政制度。国民大会的立宪、行宪，体现了国民党代表家族资本家的少数人利益。同时，也没有教条式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制国家。五一口号召集各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把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核心思想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相结合。用今天的语言叫“画出最大同心圆”。突破马克思关于“非资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一创造应该起源于五一口号。
（2）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这是“一党缺乏监督弊端”的思考原点，与民主党派黄炎培先生的对话有着直接关系。不做竞争党，也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有的长期合作有着直接关系。多党派监督、不轮流坐庄有了实践基础，才有了五一口号共商建国大计的内含。当然，在多党合作的历史创造过程中，也经历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说明今天的政治创造有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从五一口号到今天共同付出的艰难历程。
（3）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这一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与程序形成于文革以后、经济建设为中心期间，但是，五一口号之后的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党派成员在联合政府中的政治安排，一直是我们渴望多党合作制度的最好时期。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民主党派成员，四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党派成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黄炎培、马叙伦、高崇明、沈钧儒、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人士和陈嘉庚、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15人，真正意义上占有半壁江山。而且，最高法院院长是沈钧儒，最高人民检察署有无党派的蓝公武。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应当回忆的政治创造。
三、政治理论原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国家制度的形成，是多种政治制度在中国最终实践的结果。西方思想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都进行了社会实践。1912年的君主立宪制，英式政体，结果被袁世凯蜕变为复辟帝制。孙中山不得不进行二次革命。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仅存了4年。
一党专政的独立裁断式军政制度，意大利和德国式，蒋介石模仿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实施了1927年的4.12大屠杀清党运动，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国制度，主张党是政府的灵魂，党指导政府，党领导一切。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取消了训政约法，结果阎锡山、冯玉祥等在野派召开了西山会议，反蒋立宪。尽管1928年-1938年，被称为民国黄金十年的训政辉煌，但终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反独裁的抗议声中走向抗日。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邀请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共谋中山先生倡导的多党共存五权分立议会制，有了《双十协定》。结果蒋介石不愿意，才有了五一口号的中央人民联合政府到今天。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创造”。在未来的政治理论和政党理论研究中，不应该忘记五一口号的前因后果，不应该忽视这一重要的理论原点。（本文为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文化标准研究中心主任闫贤良在九三学社中央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