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底视察徐工机械时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当前特别要抓好创新驱动,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
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首先要如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那样,要运用结构性政策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原因很简单,如果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怎么可能会引起逐利资本的投资兴趣呢?
我们过去说到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就会情不自禁想到要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要多搞大工程、多上大项目。但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不是投资少了,而是存在着中央所说的那种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发展不均衡。虚拟经济严重挤压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生存发展的空间,不仅吸纳了主要的社会资源,而且过度的挤压使其盈利甚微。二是实体经济内部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传统产业部门产能严重过剩,现代高技术产业部门产能不足,有很多还要依赖进口。前一个问题使社会资金对投资制造业缺乏吸引力,第二个问题使投资制造业越多,产能过剩就越严重。
这两个问题,都不能简单地通过增加投资规模解决,而是需要扭转利益结构,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调整。前者需要平抑虚火上升的虚拟经济,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后者则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为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的重心,也要做出根本性的转变:要从追求投资规模、GDP增长速度,转向追求提高经济体系的质量,转向扭转重大经济结构失衡,转向追求经济系统的协同性。否则,不仅无法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无法做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还会进一步引发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
现在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茅,短缺经济的特征基本消失,变成了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资产短缺,即“资产荒”。以资产价格迅速高企为主要特征的“资产荒”,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恶化,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拉高了资产的价格,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提高,这使制造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不良格局;高企的房地产价格,严重挤占了居民正常的消费需求;引诱一大批本分老实做实业的企业家转而投向开发房地产业,或从事资产经营,放弃实体经济。由此可见,缓解资产荒,就是缓解制造业的融资成本高,就是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就是优化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增加实体经济经营的吸引力。如果这种资产价格不断飙升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在高杠杆利用的态势下,经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就会上升。
平抑资产价格、缓解资产荒,从根本上看,不是要用行政手段打压虚拟经济发展,而是要形成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提供社会更多的可投资的实物资产,同时通过加快金融创新、完善资本市场,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投资的优质金融资产,以此供给增加来平抑社会对资产的需求和价格总水平。我国虚拟经济发展过火的原因,不是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而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抑制现象,即资本的实物产出能力强,但金融资产的创造能力严重不足。一方面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优质金融资产的供给长期短缺,即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稀少,投资者投资渠道单一。结果有限的优质金融资产被过多的货币所追逐,形成资产泡沫。尤其是在股票市场长期低迷的态势下,居民普遍把房地产作为金融理财产品,直接导致房地产投资过多过大,价格飙升太猛。
在资产短缺的背景下发展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壮大实体经济,要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示的精神,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由此,推动虚实经济之间的均衡,重点关注纠偏重大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调整优化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的密切联系。一是大力破除实体经济内部的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二是通过人力资源和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供给;三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四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涉企收费,大力整治乱收费,增加实体经济盈利能力。
其次,破除金融抑制,在虚拟经济内部强化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好现代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一是推进金融市场制度改革,为社会提供更多便利的、安全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拓宽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二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可投资资产;三是要处理好金融与房地产的关系,坚定“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降低其金融产品属性,回归普通大宗消费品功能。四是利用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
这是一条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道路。这条道路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探索。(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