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图片 标题图片 保护黄河万里直播行动
 
 

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 孙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专栏】

发布时间: 2017-11-17 15:14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齐植璐 | 责任编辑: 秦金月

导语:天津,得名于明成祖朱棣,意为“天子渡津之地”,旧时又称天津卫。常言有云,“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民国时期,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这两座城市是近代中国繁华之所在,其中天津卫在近代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风云人物在此处发迹或归隐,很多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影响着历史进程。

去年,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项目联合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出品牌栏目《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讲述这片土地的荣华和沧桑,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和网友的热烈欢迎。今年,我们将在该栏目继续推出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本文为本栏目第七期,选自齐植璐《孙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文章原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孙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

齐植璐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曾三次来过天津。其时间恰恰分别是在他的青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这三次的天津之行,都不是一般的旅行漫游,而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专程前来进行政治活动的。这三次的政治活动,也恰恰反映了他的思想演变转折的三个不同阶段,是以成为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产生、形成、发展过程的掠影,是他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的写照。所以,当此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编者注:1986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回顾一下他三次天津之行的史实,也是对这位先行者缅怀之情的最好的表述。

孙中山(资料图片)

 

一八九四年 

第一次天津之行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沪抵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这是他的第一次天津之行。

在当时作为京畿要冲、北洋重镇和通商总汇要口的天津,舟车辐辏,冠盖云集。像孙中山当年那样一个毫无科第功名与社会声望的青年后生到来,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因而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历史场面可资追述。但是此次之行,对孙中山本人来说,即是他一生历史中比较重要的一页。因为这是他在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企盼不经过浴血斗争以达到革新自强目标的最后一次失败的政治尝试;是他决然摈弃一切改良主义幻想,走上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彻底撇弃 “以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医师生涯(来时是广州东西药房的店主和医生),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活动(离津后即转赴美国檀香山组兴中会),并成为一位坚定的职业革命家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位先行者从事于“驱除鞑虏,创建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是从这次由天津启行回程时才真正开始的话,那么,“革命从这里起步”这座里程碑,是应该竖立在天津这块土地之上的,这不也可以作为闪光的一页而大书于天津史册之中的么?

孙中山此次北上天津,“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由“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先集》第19页)并且在心目中是把李鸿章当作一位对自强新政具有一定热情与成就的权威人物,而来投书求见的。因为李鸿章自一八七○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来,即以天津为基地,除筹办北洋水师外,还大力兴办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大沽船坞、天津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开平矿务局、北洋医学堂与西学堂,修筑津沽、关东等铁路等新兴事业,并“孜孜以培育人才为急务”。所有这些措施,孙中山认为是同他所主张的“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8页、15页),大体相同的,因而引起了他毛遂自荐,以“仰赞高深于万一”的希望。

但是,促成孙中山上书行动的直接契机,还在于以下两个具体因素:

一是他和他的香山同乡前辈郑藻如与郑观应的关系,在他同李鸿章之间起到一定的精神上的媒介作用。郑藻如在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至一八八二年间曾任津海关道,是李鸿章在奏疏中称之为“笃实廉干,德器深厚,识略宏通,有裨军国”的得力助手。不久以后又由李鸿章奏请调充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在使美期间,他曾使在美国排华风潮中被害华工的要求得到补偿,以不辱使命而受人尊敬(吴相湘:《国父与郑藻如关系初深》,台湾《传 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孙中山有两位叔父去洛杉矶谋生,下落不明,其兄孙眉又在檀香山经商,都少不得要请这位同乡郑公使代为查访和照应。所以孙中山同郑藻如很早就有所联系。一八九○年当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时候,就曾致书那时已致仕里居的郑藻如,指陈时事,并表示自己“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页)的愿望。由于他对郑的敬重,自然也会对重用郑的李鸿章产生好感与幻想。郑观应也是李鸿章的部属,曾被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与李的亲隹、津海关道盛宣怀也甚为契厚。郑观应曾将孙中山在学医期间所写的《农功》篇,收入于他所编纂的那本有名的改良主义小册子《盛世危言》之中,彼此有过较密切的交往。通过郑观应,孙中山也可以找寻到上书李鸿章的门径。

二是孙中山自己的亲身体验。一八九二年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之后,本抱着极大热情投入医疗事业,但香港当局以他所在的医校课程没有完全遵照英国的标准为借口,不给予签发出生和死亡证书的权力和其他任何法律上的保护。这样,就使得他只能取得一个相当于普通的中国草药医生的地位。因此,他愤而移往澳门行医。但是澳门当局却又不承认他的文凭学位,竟不准他给葡萄牙人治病,并进而禁止一切药房为他开的药方配药,迫使他只好回到广州开业行医。一八八九年十月,正当他在港、澳行医受到压抑和挫折的时候,李鸿章的那封宣告支持和赞助西医学校的公开信刊载于香港的《德臣西报》上了,这与前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的一个封建大官在对待西医学术和医师的态度上,比起那号称西方文明国家的老爷们竟显得如此开明和通情达理!这是因为在天津的一个英国教会医生麦肯齐(又音译为马根济,即以后为纪念他而改名为“马大夫医院”的那个“马大夫”),治愈了李鸿章的妻子的沉疴之后,李即认为西医非常高明,而赞助不遗余力,随即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在国内为最早的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所以,在孙中山刚从医校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康德黎也曾设法要求李鸿章接见孙中山和其他领取了开业证书的人(〔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等译),27页、28页、23页、31页),因而孙中山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中,也早就存有李鸿章还不失一位开明而进步的洋务派领袖人物的印象,可以向他“指陈时事,以备刍荛之采。”

孙中山对于这次来津上书的准备工作,是非常认真而充分的。他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就离开广州回到故乡翠亨村,着手草拟上书稿,以致药店店伙因店主不知去向,只好转请陈少白前去照料店务。迄次年一月中旬,孙中山始携上书初稿回广州,与陈少白商酌修改。二月,偕陆皓东赴上海,走访郑观应。经郑介绍,结识了曾因上书太平天国而被摈于宦途的改良主义者、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请其为上书稿作进一步润色,脱稿后全文洋洋八千言。为了打通投见李鸿章的门路,王韬为他介绍了李鸿章幕僚译员罗丰禄,郑观应为他介绍了总理衙门委员徐秋畦,并致函津海关道盛宣怀,请其代为先容,王韬也致函盛,请其设法资送孙中山出洋学习农桑育蚕(据中国资料中心复印《孙中山年谱》英文前言宣称。此函现藏上海市立图书馆)。

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抵天津,通过罗丰禄、徐秋畦投书李鸿章,盛宣怀亦曾函介孙中山往见。书上,结果未获接见,书中主张也未受理睬。

李鸿章究竟有没有看过孙中山的上书,或仅草草一阅,即置而不问呢?后来的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这次上书时间正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在那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军情紧急时刻,李鸿章对孙中山上书的披阅和对孙中山的接见,是无暇及此的。但邹鲁则说李确曾看过这篇请愿书,而且发给孙一张组织改进农业的学会的许可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长沙,1938年)。陈少白、罗家伦则说郑观应曾帮助孙中山搞到一个筹集农学会资金的许可证,抑或这是一张出国旅行的护照(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南京,1935年;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台北,1958年)。《孙中山年谱》中也说孙中山后来在十月间从上海出国,也是“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的”(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年谱》,1980年)的。这与此次上书和致函盛宣怀不无关系,亦未可知。这些说法,都只提供存疑。

总之,孙中山此次来津上书,除他这《上李傅相书》的全文,曾在是年九、十月份由郑观应赞助教会主办、在上海出版的改良主义刊物《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册上连载发表,公之于世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失望而归。事实的教育,使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9页)也就是说,他已真正认识到,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参见《中国现在和未来》,载《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1959年,第606,619页《革命思想之产生》),中国才能得救。

自此,孙中山即南下经由上海远渡重洋,赴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始了驱除鞑虏、创建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在天津河北公园演说(图片来源:北方网 葛培林提供)

 

一九一二年 

第二次天津之行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八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赴京,路经天津,小作勾留。九月间,赴直隶、山西、山东各地考察时,又曾多次来津,这是他的第二次天津之行。

此行是孙中山于民国肇建后的首次北上。他缔造共和的丰功伟绩,让位总统的高风亮节,早已深为国人所钦仰,所以所到之处,所受到的隆重接待与热烈欢迎是自不待言的。他这次虽说是为了应邀与大总统共商国家大计,和参加八月下旬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合併组成的国民党成立大会而来,但他的主要目的决不在此。他是为了实践自己在本年四月一日辞去总统职务时所作出的“解职不是不理事”,是“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1912年4月1日)的诺言,和他所认为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93页)的政治主张。他向各界人士多次公开表示:“鄙人从此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民主报》,1912年9月9日,转引自《孙中山年谱》(广东版)),十年不问政治,“集中思想和精力于国家社会实业与商务复兴”,尤其是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在上海与<大陆报>及<民主报>记者谈话》,1912年6月25日,《总理遗教·谈话》第18-19页)。对本党同志则正式表示:只因“不便峻却”,才勉强担任国民党理事长一职,“而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他随即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全权主持其事。同时,针对宋教仁于组党时为了迁就其他四个政团以废除民生主义为合併的先决条件的要求,而在国民党政纲中仅仅列入“注重民生政策”一事,特专以“民生主义”为题作为成立大会的开幕致词,以示强调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所以,孙中山这时的中心思想,从实质上说,就是一种实业救国的思想,即“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以铁道为急务”,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必驾驱美而上之”的思想。

因此,在他解职总统之后到此次北上之前,他就已遍历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各地,参观考察了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马尾船政局等新兴工业。他“每有所至,即收其舆图”,以为将来制定开发计划之参考。他先后担任了中华实业银行名誉总董、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名誉总理、南京国民捐总会总理以及中国农业促进会、福建银行、民生国计会等组织的名誉职务。这此北上,他自然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对北方实业经济的考察上。他视察了京榆、津浦、胶济,特别是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参观了山西阳泉煤铁各矿、唐山铁路制造厂、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和开平煤矿。这样,天津就不仅是他必然要驻足逗留的所在,而且也成为他往返中转的要冲。

早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中旬,天津商务总会即接到张锡銮的直隶都督府的通知:“孙中山、黄兴先生于月之十八日未刻由沪乘坐安平轮赴烟台、天津”,责成其预作接待准备。“茶座准备紫竹林招商局码头,公寓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天津档案馆:《天津档案》,1985年第一期,28页)商务总会随即派访查员苗杏林随时探访报告。

孙中山于二十一日由烟台抵天津,黄兴并未同来。先一日,由天津巡警道委派东区总署署长王桂林率同巡官一员、长警一队,前往塘沽迎侯(天津档案馆:《天津档案》,1985年第一期,28页)。孙中山在天津停留三天,曾由同盟会会员廖醒魂约集广东同乡和各界人士,假广东会馆举行欢迎大会,到会八百余人,情绪颇为热烈(《天津“文帮”略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65-66页)。二十四日,孙中山离天津抵达北京。

九月上旬,孙中山应袁世凯之恳请,致电在南京的黄兴促驾。十日,黄兴偕陈其美由南京抵天津。仍由廖醒魂负责召集,开会欢迎于广东会馆,黄、陈及在津的宋教仁、张继相继发表了演说,听者动容。次日,黄等赴京。

九月十一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提出要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的宏伟计划。

九月十六日,孙中山由京前往石家庄考察。此时,直隶总督已改任为冯国璋。由天津巡警道特派差遣队队员杨永寿前往护送。孙中山一行的部分随行眷属则于是日由京来津,住利顺德饭店等候。

九月十九日,天津广东会馆致电山西都督府,请其转陈在太原、阳泉视察的孙中山先生,恭恳他再度来津,以便畅叙乡谊。及得知其来津确讯后,遂会议于二十三日召开欢迎大会,先期登《大公报》、《日日新闻》、《新春秋报》,散发传单,并通电唐山传知各同乡届时与会。二十二日晚六时,孙中山由保定抵天津,在老龙头车站下车。二十三日上午出席了欢迎大会,到会六千余人。

二十四日早八点半,孙中山乘火车离津,前往唐山、开平、滦州、榆关等处查验各矿。

二十五日七时余,由榆关回到天津。在火车上住宿一夜,时有天津探访局派员值夜,加意护卫。

二十六日早五时余,孙中山搭乘津浦火车前往山东济南。

上列的这一日程表充分反映了孙中山为了贯彻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与诺言而仆仆风尘,朝夕栗六,不辞劳瘁的高贵品德与精神。他此行归去,益信“中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欺侮与宰割”,“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中,实业主义行于我国必矣!”“中华民族为一伟大的民族,必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孙中山选集》第二卷,492页)

当然,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一良好、远大的愿望,是终为事实所破灭的。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天津张园(图片来源:北方网 葛培林提供)

 

一九二四年 

第三次天津之行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应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之邀请,北上共商国事,抵达天津。这是他的第三次天津之行。

这次是一位高举着扫除军阀、推倒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旗帜,肩负着全国民众的喁喁之望的伟大革命家的莅止,也是他生命最后三四个月内的短暂驻足。因而这在天津史册上给人们留下了最值得怀念的珍贵一页。

一九二四年是我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形势大为改观。九月,声讨直系军阀、发表《北伐宣言》,向江西进军。在此时期,北洋政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九月,继江浙之战卢永祥败绩之后,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倒台,奉军入关南下。十一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

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段、张、冯之邀,为改造时局,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而决定北上的。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十三日,离粤赴沪。二十一日,离沪乘日轮“上海丸”取道日本转赴天津。

天津人民听到孙中山先生北上来津的消息,群情十分振奋当时的天津中共地委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直隶省党部负责人的于方舟与江浩同志,即以国民党省党部公开名义,四出联络。筹备欢迎孙中山先生的盛大活动。十一月二十二日,首先联系到著名教育界人士马千里,请其出面发起组织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筹备处,并登报启事,发动工、商、农、学各界人士参加。二十四日,筹备处在直隶省教育会内正式宣告成立,有安幸生领导的天津反帝大同盟、邓颖超领导的学术讲演会等三十余团体参加。

北洋官方对欢迎接待工作,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段祺瑞派其亲信幕僚,两个月前曾衔命赴韶关谒见过孙中山,陈述共讨曹吴大计的许世英为总代表;张作霖派总参议杨宇霆为代表,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为代表,提前来津进行筹备工作,并与先期来津打前站迎侯的国民党人汪兆铭、徐谦、张继、王法勤等人进行联系;直隶省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特从其差遣队中挑选了彪形大汉的警士十人,充当孙中山的临时卫士。同时,通知驻津各国领事,届时派军乐队参加欢迎。

孙中山于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户搭日轮“北岭丸”启航,十二月四日到达天津法租界大阪码头(今承德道东头)――一说为美昌码头(今赤峰道东头),两码头密迩相邻,当时可能已联成一片。随同抵达者,有夫人宋庆龄与李烈钧、戴季陶等人。是日,中共天津地委以国民党省、市党部名义,通过筹备处,发动和组织了天津五十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数万人热烈欢迎。码头上人群簇拥,军乐齐鸣,欢声雷动。在孙先生与随从人员乘汽车从码头经法租界梨栈大街、日租界旭日街到宫岛街张园(今鞍山道67号)行馆途中,沿街商民夹道欢呼、鸣放鞭炮,盛况为天津城从来少见。

据《孙中山年谱》记载,孙中山于抵津当日下午驰车赴河北曹家花园拜访了当时正在天津的张作霖。但有的著述则说是抵津后的第二天,即五日,如《李烈钧自传》。李烈钧与孙中山同道来津,并且亲自参与孙中山对张作霖的访问。李对这次会见的戏剧性场面,所述甚详,使当时的音容情景,跃然纸上。他是这样记述的:

“在日小作勾留,复乘日轮赴天津,张学良领导各界迎接。余等请总理往晤张作霖,总理然之,立命汪兆铭作通知书。余谓刘邦会项羽于鸿门,得张良与樊哙同行乃无恙,今兹先生访雨亭,似宜有随从者,以何人为当?总理即命汪兆铭、邵元冲、孙科及余随行。次日分乘两汽车及随从副官一汽车前往,作霖知总理将至,警戒甚为严密。既至,学良出面迎接。总理与同行诸人,下车入客室,久之始见一短小而体瘦者出,踞上座,意气傲岸,旁若无人。坐既定,宾主默然无一言,因总理未先接谈,同行诸人,皆不便启齿也。总理乃曰:‘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又云:‘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作霖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言次呈不悦状,余目睹同人诸友,均无一言。余乃起立,向总理与作霖点首为礼,并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者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作霖乃大笑。总理徐徐曰:‘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兄一人耳。’语至此满座皆欢,作霖举杯请茶,总理与之握手,兴辞而出。”(《随孙中山北上纪实》,《人物》1985年第三期)

天津各界人士原定在四日当晚,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欢宴孙先生一行。法工部局先是不准,后经交涉获允,时已到九点。孙先生因病,特派汪兆铭、孙科代表参加,并致谢意。

五日,马千里、邓颖超、宋则久、李仲吟、宋朝义等人代表天津各界人民去张园探问病情,由汪兆铭接见答谢。同日,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合散发大量传单,号召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统一祖国;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大事。中共天津地委还组织党、团员到工厂、学校与繁华市衢讲演,宣传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主张。

八日,孙中山在天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革命运动之志望,乃在为人民之利益而谋中国之自由与独立。”“十三年来,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联结,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与志望的主要障碍,此项障碍当打破之。”“倘使革命事业为中国国民发展之原动力而告完成,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吾人为应付此项新的时局,仅欲谋吾人最小纲领之实现,”即“应准许人民就自己之需要,而公决一切……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1924年12月8日、9日天津《益世报》)

十八日,孙中山接见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叶恭绰,对段新近发表的“外崇国信”的声明,痛加驳斥,重申“我今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来,你们如此怕外国人,还要欢迎我来作甚?”(黄昌谷,《孙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的详情》,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

在孙中山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天津各界人士开展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活动。经过于方舟、江浩的领导发动,十八日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到会的除国民党省党部的于、江二人外,还有国民党市党部的史汉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崔物齐,反帝大国盟的安幸生,学术讲演会的邓颖超等五十个团体的代表。会上同时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场签名加入者,有马千里、时子周、宋则久、鲁嗣香、商会会长卞月庭、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教员王南复、裕元纱厂总工程师张万里、印刷工会陶卓然、平民夜校宋朝义、农民代表李凤和和天津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辛璞田、吕职人等,使天津的革命声势空前高涨,吓坏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法国驻津领事竟公开出面干涉,提出不许孙中山在租界内发表政治性的演说。英租界当局还非法搜查了义庆里四十号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并派出巡捕干涉讲演队的活动。

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凡属讨伐曹、吴有功的各省最高首领与各省区、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即北洋军阀原班人马,均可作为会议代表,企图拉出某些上层名流装点门面,以抵制孙中山所提出的包括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联、工会、农会与反曹吴各军、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合理主张。孙中山颇为气愤,遂于二十六日由天津发出通电,严辞反对与遣责。全国舆论大哗。与全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天津于二十二日首先成立了由邓颖超为主席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二十七日,天津各界人士组成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相继宣告成立。

由于北京各界人士的一再敦请,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赴京。以于方舟、江浩、马千里等人为代表的天津各界人民,在东站举行了欢送会。孙中山这次小住二十七天的第三次天津之行,给天津人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美好记忆与深刻怀念。

 

往期精选:

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第一期) | 1866年-1914年的天津工业

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第二期) | 我与人民政协一起走过60年

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第三期) | 解放前夕奄奄一息的天津工商业

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第四期) | 一部《国旗法》 毕生赤子情

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第五期) | 我给苏军红旗歌舞团当翻译

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第六期) | 天津卫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