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和民族非常需要科学家。科学家本应该是一个相当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公众能够自觉关注科学多于明星和花边新闻时，民族才更有希望。
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而科研
提问：最近您和团队刚刚宣布一项重大消息。您和同事们在世界上首次证明的肿瘤标志物热休克蛋白90α（Hsp90α），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用于临床肝癌检测。您能用最通俗的语言，介绍一下这项成果的意义吗？
罗永章：我国是肝癌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项成果对老百姓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高早期肝癌检测和防治水平，有效地降低肝癌死亡率。肝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肝癌患者通常发现时就已到中晚期，难以救治，生存期经常不到半年。其实，癌症如果早期发现，治愈率可达90%以上。
Hsp90α检测肝癌具有三个突出优点：灵、准、早。灵是指灵敏度，Hsp90α检测肝癌的灵敏度为93%；准是指可以检测AFP检测结果为阴性（即：AFP检不出）的肝癌患者，检出率高达94%；早是指可以发现早期肝癌，检测灵敏度是91%。而目前临床公认用于肝癌检测的标志物是甲胎蛋白（AFP），灵敏度仅有50%左右，且对早期肝癌很不敏感。与AFP相比，Hsp90α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优越的肝癌标志物，对于实现肝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重要意义。目前，这个标志物已获准用于肺癌和肝癌检测。肺癌和肝癌都是发病率非常高的癌症，特别是我国肝癌人数全世界最多，所以这项成果对中国老百姓格外重要。
提问：从科研到临床应用，想必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这其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是钱？是人才？还是机制？
罗永章：都很重要，但人才是第一位的。钱是人赚的，机制也是人定的，而且这些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互为因果。
提问：您曾说，我就想不受科研经费的限制，尽情“玩”一把科学，按照特别自由的思路研究肿瘤。就算不能把癌症彻底治愈，只要可以把它控制住，这辈子也值了。您觉得，科研经费如何花，才能更有效？
罗永章：众所周知，生物医药是烧钱的行业，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在美国，一个新药的平均研发费用是十几至几十亿美元，时间是12-15年；在中国，新药的平均研发费用是几亿到十几亿人民币，时间最短也是10-15年。可见，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投入有其基本规律，这在国际上都有共识。但并不是钱和时间到位了就一定会做成药。一个药物经常是很多科研工作者倾尽毕生精力才能获得的成果，而且失败的几率远高于成功，很多项目最后无果而终。体现在药物研发人员身上，则是一辈子默默无闻，可能没有做成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感到自己一生一事无成，很失败很抑郁。这里，人起了很关键的决定作用，特别是研发团队的领军人物。合格的领军人才能够对领域和项目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判断，可以提高科研投入产出比。
我一直秉持“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而科研”的原则做事，并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科研好奇心。我确实希望可以有足够多的钱尽可能地“玩”一把科学，但是最后的落脚点一定要有能用之于民的成果，绝对不能让纳税人的血汗钱打水漂。
提问：您的学生们曾经“抱怨”，生命科学的教授太“忽悠”人了，说起来很好听，是前沿学科，实际上不仅就读时间长，工作也不好找，工资还低。这是实情吗？您的研究梯队建设遇到过这样的困难吗？
罗永章：是实情，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做好科技成果转化。但我的团队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毕业生都很容易找到很好的工作。以胰岛素市场为例，目前超过90%的国内市场被外企垄断。我们曾经算过账，如果我国胰岛素全部国产化，并且，假设我国糖尿病病人都能使用胰岛素且得到很好的控制，这个市场每年能够养活至少15万平均年薪18万元的生物学博士，根本不应该出现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其实，类似现象在其他专业也存在，比如机械、电子、汽车等。
另一方面，成果转化型人才真的稀缺。我们培养的那些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在走出校园时绝大多数达不到企业所需的标准，需要重新回炉，重新培训，这体现了教育和需求的严重脱节。我组建成果转化人才梯队时还遇到其他困难。比如，高校和科研机构里从事转化研究的人员在待遇和发展空间上的“二等公民”现象非常严重，这导致团队里的很多科研人员很难完全按照成果转化所需的分工一心扑在转化医学研究上。因为他们都需要生存，为了不被学校开除，就必须达到所在单位岗位考核和职称评定的要求，发表足够好和足够多的学术论文，所以不得不在承担成果转化任务的同时为自己的课题、经费和文章努力打拼。
提问：据不完全统计，您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SCI级别文章共计62篇，并拥有授权专利38项。但在不同场合下，您关注和发声最多的，还是“科研成果转化”问题。
罗永章：也许很多人认为我是做企业的，但我真正的本职工作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任教15年以来，我做了十多年的班主任，并且兼任过一届学生的年级主任。我在清华既要教学又要做科研，我的实验室不算小，博士生都是自己带，自己指导实验、给他们修改文章。我个人和我的课题组都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但我和大多数教授的区别是，我自以为会看出哪一类课题或发现具有转化价值，所以转化效率就会高一些。
我之所以格外关注转化医学，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需求。如果成果不转化，发表的文章再多、影响再大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国的转化太薄弱了，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到10%，而发达国家可超过40%。所以，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水平论文呈爆发式增长，但科技成果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还有待提高，触手可及的大多是舶来品。所以我还要再次强调转化，因为科技成果如果不转化，对于老百姓的意义几乎是零。
一句承诺成了终生的奋斗方向
提问：您的星座是巨蟹座（cancer）？这个单词翻译成中文，也有癌症的意思。您曾经说，看来我生来就肩负着制服它的使命。您选择攻克癌症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什么？
罗永章：我没研究过星座，后来学生们告诉我，我是巨蟹座的。这个英文单词确实挺有趣的，可能巧合也有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其实，我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我的专业是物理化学。改学生物的原因很偶然，主要因为一个同班同学在22岁就死于胰腺癌，对我触动很大。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在弥留之际向我提出了两个请求，其中一个就是“能否选择与生物学、肿瘤相关的研究领域”。我答应了，并且兑现了承诺。我1987年赴美留学就改学生物学了，之后这么多年，我一直醉心于肿瘤生物学研究。
提问：您因为一句承诺，选择了自己终生的奋斗方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艰苦，始终坚持。这样的品质来自哪里，是源自您的童年生活吗？
罗永章：其实一个人品质的形成通常和两方面相关，一个是来自家庭，另一个来自社会，对我来说主要是学校。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我的父母都是文盲，但我们家很讲诚信，从来都不会去骗人，在村里口碑很好。所以，从小的家教就是要讲诚信。
第二方面是来源于学校的教育。兰州大学不仅给了我扎实的化学基本功，还在人生观形成阶段给了我很好的教育。特别是老校长刘冰，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教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是我重要的人生导师。后来，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又先后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这三所世界一流学府极为苛刻的科研训练塑造了我的科研态度，磨炼了我的毅力，也强化了我严谨和诚信的意识。
提问：您如何看待一个科学家的使命？
罗永章：我觉得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探索未知和改善人类生活。如何实现呢？今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的讲话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科学家要改善人类生活，首先要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比如说胰岛素，对于一个从事蛋白质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是国家、人民和社会需要它，我就会全身心去做。否则，纳税人养活我们这些做科研的人是干嘛用的？我对自己的履职基本满意。在创新方面，我的技术和产品为患者解除了病痛，推动了就业和行业发展。在科普方面，我一直在各种场合进行科学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其中包括我在“人民政协讲坛”做特聘教授，我们每一次的成果发布会也都是对健康知识和科技成果的普及。
我还想强调一下，科学家履职不能脱离科学家的基本属性。科学家应该是严谨的，所以科学家说话一定要负责任，要以客观的知识、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作为依据，对于自己没有实践的东西不应妄加评论，否则会让人瞧不起，甚至惹上官司。为此，科学家更应该多修养自己的人格，在做事的过程中学习做人，在做人的同时做事业。
提问：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做一个科学家吗？
罗永章：当然。因为科学家真的是一个很有使命感而且很有趣的职业，又能承担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在我国，很多人在小时候立志做一名科学家，但长大以后，即使学了自然科学，大多数也纷纷转行。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和民族非常需要科学家。因为人类探索自然、认识自己、认知生命，都离不开科学家。科学家本应该是一个相当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公众能够自觉关注科学多于明星和花边新闻时，民族才更有希望。
提问：1999年11月17日，您回国。回国17年，您后悔过吗？有没有感觉特别累的时候？
罗永章：说实话，有时会累，但只要还能坚持就一直在工作。回国17年来，我没有真正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和周末，包括过年。但是，我深知做研究、转化就是这样，需要一环扣一环，一旦开始，根本停不下来。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这是我热爱的事业和终身的理想。但当诊断试剂产品做出来，却因为价格审批原因根本无法投入使用时，我也曾苦闷过，不断在心里回顾一路的经历，不停地反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对不对。但是还好，我都坚持下来了。通过努力，国家相关部门简化了行政审批制度，放宽了相关政策，我们的项目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所以，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不断履行自己的职责，期望能做出更多、更好的药和诊断试剂来造福老百姓。
政协委员要抛开个人的利益得失
提问：您2010年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您借助政协这个平台，对科研成果转化、行政审批等相关问题通过提案等方式，不断在呼吁。这些提案的建议和观点，都来自您科研实践中的思考吧？
罗永章：是的。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我的提案都被有关单位不同程度地采纳了，自己还是感觉挺欣慰的。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来自实践，没有闭门造车。我的提案看上去跨度比较大，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可能让人搞不清我究竟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但其实这都是我在做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对它们的思考。转化研究或转化医学涉及的领域和环节非常广，既要和专家学者打交道，又要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还要和医生、企业家打交道，遇到故意捣乱者还要和法院打交道！
我1999年回国，属于早期归国创业的留学生，遇到的问题相对较多，经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觉得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和大家分享，让大家少走弯路。
提问：这些提案有什么效果？
罗永章：这些提案推动了一系列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和调整，为打通转化医学的通道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肿瘤标志物2013年获批后，由于价格审批政策问题，迟迟不能进入临床使用。近三年来，我通过提案、专题协商会等渠道多方呼吁。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卫计委终于放开了相关政策，使得一大批被挡在市场门口、积攒多年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和创新品种得到了释放，使老百姓用上了我国的创新产品。又例如：改革药品审评收费制度、大幅充实国家食药监局审评队伍的提案已被国家食药监局采纳，大大提高了我国医疗器械和药品审评效率，这也是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
提问：您如何看待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履职？
罗永章：我理解，政协委员的基本职责就是参政议政，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自己的履职基本满意，因为我的提案都被相关部门不同程度地采纳了。这说明我提出的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方案也基本切实可行。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想做好履职的前提是做好本职工作，或者是经过大量调研，必须是实干、实践，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提案和意见，对大的疑难问题更是如此。
此外，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一定要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上，抛开个人的利益和得失，审视自己提出的提案和建议。比如，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研究细胞自噬的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这说明日本在该领域的研究引领了国际前沿。可有谁知道，他从1977年就已经默默无闻地开始了这项研究呢？当前，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在学科建设中搭建合理的架构意义重大，直接决定了国家若干年后的后劲和竞争力。为此，我们更应该抛开个人利益，本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住时机，把握科技发展真正的前沿。很多发展了几十年的老学科，到目前已经开始日落西山，我们是不是做到了及时调整？
提问：您现在在北京市食药监局挂职，您有什么体会？
罗永章：我今年5月30日开始到北京市食药监局挂职副局长，时间1年。近半年来，我确实得到很多锻炼，也更加深入地理解到政府公务员的辛苦。
科学家和从政其实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很成功，有的则不合适，还是要看每个人真正擅长做什么。科研和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课题，一个人可以做出好的科研不等于能做出好的管理，需要充分考察。同时具备管理和解决危机能力的人才可以大力选拔，反之则应该慎重选拔。
◆罗永章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