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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长征的“中国故事”是这样讲述的
发布时间: 2016-10-24 14:46:17  |  来源: 人民政协网  |  作者: 聂震宁  |  责任编辑: 胡俊

当前,我们都在讨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已经有了许多好的经验。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又一次形成了讲述长征故事的热潮。这当中有许多真实感人的讲述,对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当前,我们都在讨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已经有了许多好的经验。1938年董乐山将《红星照耀中国》译成中文,并改书名为《西行漫记》,以上海复社的名义出版。
 
全国政协委员 聂震宁


《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

《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

80年来,国内外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可谓不胜枚举。可是,人们对最早讲述长征的书籍总是特别充满敬意。试想,80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浴血鏖战,一路生死搏杀,何等困苦,何等惨烈,谁能及时把这部震撼人心的“中国故事”传播于世,为被敌人铺天盖地蛊惑为“狼狈西窜”的英雄红军将士彪炳史册,可谓功莫大焉!

我国最早讲述长征“中国故事”的是老一辈革命家陈云。他亲笔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自1936年起就在国内外发表传播。

长征初期,陈云是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后,6月初受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在地下党组织护送下去上海,然后赴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在上海等待出发前往苏联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以廉臣为笔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约3.4万字。文中用第一人称,假托一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写出随红军长征8个月的见闻笔录。陈云于当年8月抵达莫斯科,1936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办的《救国时报》上连载。同年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8年3月,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出版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书名拟为《随军西征记》。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公开署名陈云,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发表;同年6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可读性和亲历感堪称一流。

书中具体描述了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红军的能征善战让读者们大开眼界。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书中也有真切的描写:“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书中红军领导人个个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展现了红军领袖的精神风貌和红军队伍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以及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气概。

全书讲述采用苏州评弹的叙述艺术,语调诚恳,节奏明快,故事生动活泼、真实可信。比如记述红军官兵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这样的故事无疑让那些原本对红军感到陌生的读者受到深深的感动。

《随军西行见闻录》最迅速地成功讲述了长征的“中国故事”,不仅成功打破了敌人对中国革命消息的封锁和对红军将士的污蔑,鼓舞了在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人士,同时书中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御外侮的主张得到了欲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将文学性很自然地融于客观性之中,讲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传奇故事。

在国外,最早讲述长征“中国故事”的当首推美国人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燕京大学讲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以及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的帮助下,进入陕北采访,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该书第五篇专门叙述红军长征的情况。英文原作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仅1年中就再版5次,销售10万册以上,轰动世界。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社出版此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美国著名作家拉奇曼著文评价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据说罗斯福总统读了此书,成了“斯诺迷”,曾先后3次接见斯诺,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1938年董乐山将《红星照耀中国》译成中文,并改书名为《西行漫记》,以上海复社的名义出版。一个外国人的讲述,获得了传播上更为强烈的客观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于长征这一伟大事件,亲历者集体讲述将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第一次组织集体讲述的是毛泽东和朱德。1936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出大规模地编辑红军战史,征集红军史料的通知。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集红军长征回忆文章的号召。为了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征集任务,中央专门组建了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经过3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编委会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余万字。写稿者有2/3是战斗一线的指战员,稿件的文字尽管粗糙,有的甚至在一般水平之下,而内容却真实感人、质朴可爱。作家丁玲参加了此书的编辑工作,后来她感慨道:“它会使我感动,也会使我惭愧。我对这些伟大的事迹惊奇,受它的感动。我觉得我没有好好地多做一点事情,所以惭愧。从写作的观点上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绝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此书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由朱德题写书名,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最后于1942年11月在延安出版,共30万字,上下册。《红军长征记》这是第一部相对完整记录长征历史的文献,它的完成,使得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得以保存。这部文献尚在初稿期间,曾经给前来采访的斯诺大量阅读过,为他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而此书的诞生,对于国内外政治史、军事史及各类史学专家和广大读者,正面了解、认识、研究红军长征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关于红军长征“中国故事”最初的讲述,特别突出的是故事的真实性、客观性和亲历感。三部书的讲述者,无不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其中内容的真实性,而内容的真实性主要来源于客观性。陈云假托受俘军医之口讲述,智慧地选择了一个客观的讲述角度;斯诺坚持以记者的客观性写作,人们不能不信服他书中的故事;红军将士的回忆也多是客观讲述过程。再就是亲历感,受俘军医是亲历者,记者是亲历者,红军将士的更是亲历者,在血写的事实面前,读者获得的只能是震撼和感叹。真实性、客观性以及亲历感,这就是最早的长征“中国故事”的成功之处,这也是给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启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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