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聿
孙聿简介
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九届、十届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我们身上每一点的积极向上、攻坚克难、乐观拼搏、热心助人的精神，似乎都能从父辈身上找到源头。”
采访孙聿时正好临近中秋。她说这个团圆的节日对她而言，更有着一段温暖深刻的回忆。
13年前的中秋，身体已经很虚弱的孙克骥将军从医院回到南京的家里。团圆的气氛饱满浓重，孙聿与母亲、六位弟妹一起，围坐在父亲身边，一首一首唱起父亲喜欢的歌曲，《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但孙克骥已经唱不动了，他闭着眼睛，面带微笑听家人唱歌，看起来很满足，也似乎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旋律在家中回荡，父亲过往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也在孙聿心中一再回闪。
这个场景实在难忘，以至于孙聿在此后的每个中秋，都会默默哼唱起那些老歌。歌里有父亲的峥嵘岁月，也有孙聿对父亲的思念……
孙克骥
吴烈
“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1944年，是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的宣传科科长孙克骥和政治部服务团的团员束颖结婚第四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初为人父母，孙克骥和束颖才知道，对子女安危的担忧远远高于自己面对战争的恐惧。
但在战争年代，部队要打仗，他们不得不将孩子和孩子外婆留在老百姓家里。有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当地老百姓就将她们祖孙俩送到离村子很远的草垛里躲起来，隔几天给她们送点吃的。夫妇俩当时想，孩子怕是活不成了，异常伤心和难过。1945年日本投降，孙克骥夫妇回到江苏原驻地，惊喜地发现，孩子不仅活着，而且牙牙学语了！
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大女儿孙聿。
自记事起，孙聿一方面很少在家看到父亲的身影，“更别说闲谈了，有时他和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吃晚饭，也总是匆匆忙忙，饭桌上也从来不说工作上的事，更不允许我们过问。”孙聿回忆，少有的与父亲共进晚餐的时间里，他对子女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另一方面，在年少时不多的相处时间里，孙聿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我和弟弟妹妹上小学的时候，都住在学校，每到冬天，一个个小手冻得皴裂，甚至都是血口子。回到家里，母亲因为孩子多也照顾不过来，父亲在家的话，就会把水烧好，给我们泡手，然后细心地涂上蛤蜊油。”不同于那个年代常有的严厉，孙聿体会到的是“细致入微的父爱”。
后来，孙聿才慢慢理解，父亲不愿多谈自己的工作，也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孙克骥1932年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党工作，1938年由闽浙赣特委调到新四军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多项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前夕，孙克骥曾深入敌后，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为第二、三野战军南渡长江、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解放上海、杭州地区等创造了有利条件，那次策反行动，也成为我党地下工作的经典案例。
小时候的孙聿不太了解父亲的工作内容，但“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的嘱托，却被她刻印在脑海里，因为这一嘱托，孙克骥每时每刻都在践行。“父亲生病住院，我们去探望，他手里捧的是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上面圈圈点点，写满了心得和旁注。”孙聿提醒父亲“在生病呢！”他拿起手中的书告诉子女，“干革命工作没有这个可不行，生病给了我更多时间看书哟。”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克骥被隔离，要求子女带书给他。他边读边做笔记，还做了上千张读书卡片。“每次探望他都跟我们讲读书心得，讲马列生平，讲鲁迅杂文，读唐诗宋词……当时只觉得他博学，现在看来，他是有怎样的坚定信念，才能对所遭受的迫害和诬陷不置一词啊。”父亲的好学与乐观，给予子女们极大的安慰，也渐渐消除了他们沦为黑帮子女而对此后命运产生的恐惧，度过了艰难的日子。
孙聿觉得，父亲这种对工作和学习的投入和乐观的精神，成为最有力的“身教”，潜移默化帮她铸成在工作上恪守的信念———承担责任、克服困难、坚定乐观。
学化工出身，1978年却到了北京市政协做统战工作，“那就要做工作中的有心人，多学习。”于是孙聿从到政协起，就养成了剪报和摘抄的习惯，她积攒的厚厚的一摞粘贴剪报的本子上有关于政工方面、统战方面的文章，还有不少杂文和小评论，闲下来就不停研读，品味琢磨，使之成为自己工作中的养分……从30多年前写第一份简报开始，孙聿时刻注意在实践中向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学习取经，对他们为自己修改的文章进行认真分析，力求改一次提高一次。多年的刻苦磨炼和勤奋学习，也渐渐使她成为政协办公厅工作的“行家里手”。
1998年初，已是市政协办公厅主任的孙聿任务更加繁重了。全会期间，早晨6点多就能听见她匆忙的脚步声，监督安排领导和委员们的签到、主席台座签的设置调整以及会议程序的进展情况。晚上，委员们休息了，她还要主持召开负责会务工作的13个职能组组长会，总结当天会务工作……凌晨两点，当所有人甜梦酣睡的时候，京西宾馆内却亮着一盏淡淡的灯。会议期间高强度的工作，让孙聿的血压居高不下，平时吃一片降压药就能控制的病情，这时得吃上两片半……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
一丝物质上的财富”
“我其实不喜欢贴在我们身上太多的光鲜标签。父辈们过去的荣光，都是他们用一点一滴的鲜血换来的。我们没有资格因此‘冠名’。”如今已过70岁的孙聿，看起来是一个太过普通和煦的邻家老人，穿着凉快朴实的家居裙，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清晰直接，举止亲近随和。若没有预先知道，大概也很难将她跟开国将军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我也不喜欢主动去告诉别人我父亲是谁，公公是谁。”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被教育要自立自强，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在成长阶段，也没受到任何来自父亲的特殊关照。”孙聿觉得，“如果说继承到了财富，那财富就是宝贵的精神品质。”
这话没有丝毫夸张，孙克骥的克己奉公、勤俭节约有时候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根本不可能给子女一丁点儿的“好处”。
上世纪70年代，孙克骥在南京军区工作，家里有台锅炉，冬天烧暖气，夏天烧热水，烧锅炉用的油是军区无偿提供的。“但每到夏天，父亲不让用锅炉烧水，而是用煤气烧热水冲澡，也不用淋浴，既节约了油，还节省了水。冬天也不让勤务兵把锅炉烧太热，由于房间里的温度太低，父母两人还要穿着棉袄。”
“那时父亲还主持编撰《陈毅传》和《粟裕军事文集》，他是带着对开国元勋、老帅们的深厚感情做这项工作的，一遍一遍对全部文字逐字逐句推敲、修改。后来从南京到北京研讨两部文集工作，也坚持不住京西宾馆，住到我家里，目的还是为公家省开支。”
“当年他的汽油也是军区首长中用得最省的。从来不允许公车私用，甚至上车还会查看和记录公里数。”孙聿回忆，7名子女周末从学校回家都是公交车，路不好走的时候还搭乘过农民的马车。
节俭“计较”至此，晚年捐起“身家”却没什么迟疑。
因为家世的关系，孙克骥一生酷爱字画艺术，集数十年心血珍藏了近百幅名家佳作。到了晚年，他将自己一生珍藏的张大千、徐悲鸿、郑板桥、吴昌硕等88幅，价值超过千万元的字画，全部捐给了福建美术馆。“福建美术馆为此奖励了父亲25万元，他又把其中15万元捐给了武夷山老家的实验小学，另10万元捐给了我母亲的母校江苏丹阳实验小学。”孙聿和弟妹们后来还遵照父亲遗嘱，把功勋章、将军大礼服等所有珍贵文物捐赠给了武夷山闽北抗日纪念馆，并将多年保存的4000余册图书，捐赠给了武夷山图书馆……
“他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财富，而精神财富却是取之不尽。”孙聿和丈夫吴源后来也向武夷山图书馆捐赠了数百册图书。孙聿的两个女儿，也加入了慈善队伍，大女儿缘于“延安情结”，连续多年向延安福利院孤残儿童捐赠学习、生活用品，以不同方式资助他们；小女儿也助养了一名西藏小女孩……“精神的影响最有穿透力，远比物质更值得代代相传。”
后来孙克骥的7名子女在各自人生道路上奋斗，闯出自己的世界。“父亲的教诲和挚爱，使我们学会了如何生活，学会了依靠自己的努力追求人生价值。”
“为人民服务”背后的故事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今年5月，孙聿读小学六年级的外孙丁丁，告诉外公外婆，他要背一篇课文——《为人民服务》。
“丁丁，你知道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吗？”孙聿和吴源第一次跟外孙说起，关于张思德，关于吴烈，“为人民服务”背后的故事。
当时追悼会的主持人，张思德所在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正是孙聿的公公吴烈。当时革命处于怎样的情势？中央警卫团为什么要去烧炭？张思德是个怎样的年轻人……孙聿老两口一点点向外孙讲述，“1944年张思德同志执行烧炭任务时不幸牺牲。你的太爷爷吴烈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毛主席要求，一定要安排好张思德同志的后事，追悼会他也要参加。追悼会是由你太爷爷主持的，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后来讲话稿经过整理，成为《为人民服务》这篇重要文章……”
听完这个故事，外孙深受感动，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周记作文，表达对张思德、对太爷爷吴烈的崇敬，老师给了大大的“优”。“不过后来在周记讲评会上，外孙却不愿再开口发言讲这些事了，说是不想让同学们因为这个故事特别关注自己。”孙聿和吴源很欣慰，外孙能体会到故事里的力量，更能懂得“为前辈自豪，但不因家庭而感到优越”的道理。“这也是一种传承吧！”
1962年2月7日的《北京晚报》，有一篇文章《学习前辈光荣传统——吴烈将军之子在部队艰苦锻炼成长快》，介绍吴烈让自己的儿子吴源参军的经历。“我公公和我父亲有一个共同点，都不会为自己、为子女谋任何私利，一心想的都是如何为了人民，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奋斗。甚至要求让自己的孩子去吃苦、去锻炼。孩子都不会因为家庭获得特殊照顾，也没有什么优越感。”
如今吴源提起这一段，仍会感谢父亲的严格要求，“父亲在反‘围剿’、长征、解放战争等过程中的英勇作为，一直鼓励着我。”而吴烈在革命路上出色的警卫工作，也是他和孙聿最为感佩的一段“家族历史”。
孙聿的公公吴烈原是安源一名煤矿工人，1930年10月参加红军，年底调到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特务队，从此开始了他的警卫生涯。
第一次反“围剿”时，有一次国民党张辉瓒的部队冲入了毛泽东、朱德所在的黄竹岭指挥部，吴烈率特务队拼死抵抗，几乎要肉搏。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握着吴烈的手说：“你们行动迅速，作战勇猛，打得好！过得硬！立了一大功！太感谢你们了！”这一仗，吴烈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吴烈率特务大队随毛泽东、朱德行军，与敌人一支部队遭遇，吴烈指挥特务大队与敌血战，直到大部队迂回包抄将敌歼灭。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漫漫长征征途。长征途中，吴烈负责护卫中央纵队和中央的年老同志，历经艰险、尽职尽责，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率部参加了直罗镇、甜水铺、山城堡等战役和战斗……
“公公前前后后一生有40多年都在从事警卫工作。这是一项需要紧绷神经、耐心细致又要有胆识的工作。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战功赫赫，但是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细心全心工作，使得在任何环境下，革命的火种都得以留
存和保护……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
“我是委员，也要服务委员”
孙聿是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九届、十届北京市政协常委。不同于一般的委员，曾是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孙聿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服务好委员。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从事的服务委员的工作与公公吴烈的工作定位有些类似。”孙聿觉得，自己的工作常不会被“重点关注”，但没有一刻可以掉以轻心，也最需要事无巨细的耐心，“都是细碎的工作，但想得不周到，就会出差错。一旦出了差错，又会有一系列重大连锁反应。”
孙聿对办公厅的工作要求是十分严格的，除了在组织大型会议上必须全力以赴，不出差错外，对待日常例会也要一丝不苟，她常常对同志们说：“咱们的每一次活动都要从零开始，认认真真办。”为保证常委会议的出席率，孙聿要求办公室在发出通知后，再给每一位常委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收到通知，能否出席。组织统战系统联谊会时，孙聿一再提醒办公厅具体负责同志，事先要有计划，要确定参加范围，请不请都要有明确依据……孙聿觉得，表面上只是打电话一件小事，但小事却连着大局，要时时事事尊重委员，体现统战观念。
资料建设也是孙聿退休前后的一个工作重心。“我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编写《陈毅传》等书籍资料，是对革命往事的梳理，也是一种历史资料的整理，对后来的工作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我愿意静下心来做这项工作，也不能说没有父亲的影响。”
在孙聿的倡议和直接参与下，办公厅分别将政协的各种文件、简报、领导讲话等汇编成册、印合订本，为政协留下历史记载，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政协发展的轨迹。她陆续编辑的北京政协资料有近百万字，《委员名录》《常委会议材料汇编》《北京市政协全体会议会务工作手册》《北京市政协志》等更成为弥足珍贵的资料。
结合自己30年的政协生涯和工作实践，孙聿还撰写了《从北京市政协的实践看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等多篇理论研究文章，“作为一名政协工作者，我见证了北京市政协组织机构更加完善，工作职能不断拓展，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历程。也希望在自己的角色上，为协商民主的发展，为更好地搭建参政议政平台作出一点贡献。”
“作为一名在政协工作的中共党员，我是直接实践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的是广交朋友、扩大共识、凝聚人心的工作；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更是结识了很多人生道路的良师益友……”孙聿觉得，在政协的经历，更让她觉得要有一颗热心。
说到热心，又会想到父亲。孙聿回忆，政协委员孙聿：唯精神不老孙克骥最喜欢鲁迅先生“无情未必真豪杰”的诗句，热情待人，主动关心基层干部和士兵。去世前三年，病重住院，当他知道组织要发展身边的战士小洪入党时，特别要求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那时的孙克骥身体已很虚弱，但执意要亲笔在入党介绍人意见一栏中写上自己的意见，拒绝了孙聿为他代写的要求，用他那爆满青筋的双手，颤抖地一笔一划填写了小洪的表现，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对孙聿来说，政协委员、委员家属、机关老同志生了重病要忙着联系医院，住房、上学、工作，没有不管的，甚至丈夫吴源的部队里，从农村来的随军家属的工作，也都被她列入了关注清单。“有时候单纯就是看着他们不容易，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就做一点，也根本不会想着求任何回报。”
“有些影响虽然自己也不一定想得明白，但就是事实存在。我们身上每一点的积极向上、攻坚克难、乐观拼搏、热心助人的精神，似乎都能从父辈身上找到源头。当然，我们享受这种摸不到但感受得到的传承。”
如今，让孙聿感到骄傲和欣慰的是她的外孙，“他是个冬天会掀起厚重棉帘子，让同学先进屋的孩子……老师、同学也都觉得他有一身的正能量，实在让人高兴啊。”
想来，这也正是孙聿们期待的，精神不老，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