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庭中总存在着一种气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一直都在引领着我们，所谓的家风，实际上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徐小岩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徐向前元帅之子，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6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徐小岩都忘不了捧着父亲徐向前元帅的骨灰飞过祁连山时的情景。
“那是1990年的深秋，天色阴沉，寒风冷雨，直升机飞得很低很低，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丛丛点燃的篝火，一群肃立的百姓和战士。在细雨中，他们一大早就自发地走几十里山路赶来，就那样静静地肃立在山坡上、树丛旁，仰头看着直升机慢慢地飞过，挥着手，送我父亲最后一程。”全国政协委员、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深情地回忆着那段往事。
那时的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黑白两色，唯有篝火星星点点。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踏上父亲徐向前生前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但是与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却刻印在徐小岩的心里，令他回味良久，甚至改变着他的人生。“在我心里，那些篝火就像灯塔，让我想起很多事，引导着我走过父亲生前曾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战斗过的地方。一直都不能忘。”
仲夏午后，身着白色衬衫、精神矍铄的徐小岩在他家的客厅里，用这样一件往事，开启了这段令人难忘的采访。
相似的容貌、伟岸的身材、温文尔雅的举止......虽然多次见过相片，但第一次见到徐小岩本人时，记者的心里还是暗暗地有些吃惊，他和父亲徐向前的容貌实在太像了。“很多人都说我们爷俩儿长得像，如今我快70岁了，大多数人对父亲的印象是老年时的形象，所以，我年纪越大，大家觉得越像。”徐小岩笑着对记者说。
身教胜于言传
“父亲就是父亲，跟你的父亲、他的父亲一样，就是父子嘛！虽然与他在一起很久，但是，老人家在世时，绝少跟我们提及他过去的战斗故事。”作为徐向前元帅唯一的儿子，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徐小岩稍显抱歉地说道。
“父亲平时很严肃，他不多说，我们也就不敢多问。”徐小岩与父母共同生活了40多年，父子俩感情至深。但是，对于近代史课本中那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民心中敬佩的徐向前元帅的往事，他的儿子居然也同我们一样，知之甚少。“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但他的往事，真的很少对孩子们说。要知道，父亲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经过了多少残酷战斗呀！多少亲密的战友、忠勇的部下在他的身边牺牲了，我党的历史是辉煌的，也是曲折的。许多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晚年都不太愿意看战争片，因为这段记忆太沉重了。”
在徐家，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传。虽然徐向前似乎从未刻意对子女讲过他的历史，但徐小岩却一直以行动表明，这个看似平常的父亲，其实，一直都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产生巨大的影响。
午后的阳光透过墨绿色的窗棂斜射进来，照在徐小岩肩上，显得温暖而柔和。古老的灰褐色暖气片、泛黄的吊扇、低矮的木纹小桌、老式双扶手灰白布沙发……客厅里的一切陈设，还是上世纪50年代时的模样，60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唯一不同的是，客厅里挂了些徐向前元帅画像，潇洒亲切，随时将记忆带回到现实之中。
“我是十多岁跟随父母搬进来的，屋里的地板和窗帘都是那时候的，家具也没动过地方，都和父母在的时候一样。你们看看，多结实。”徐小岩一脸骄傲的神态：“这屋里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在父亲去世后，放了一些关于他的艺术作品。”
与60多年前的陈设相比，这似乎是整个房间里唯一不同的地方——客厅迎面中堂上挂着两幅传统国画人物图，一幅所绘的是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的整身戎装像，英姿飒爽，身后还隐约可见“升官发财莫入斯门，贪生怕死请走它路”的对联，另一幅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形象。侧面窗台上放满绿色植物和徐向前元帅的各类黑白照片，错落有致、栩栩如生，其中有一幅尤其特别，是来自家乡山西的黑白剪纸肖像图，惟妙惟肖。
越是传统的东西，越有生命力，越是简单的装饰，越承载着难忘的思念。徐小岩指着一进门头顶的地方让记者看，那是他的夫人王彦彦在工作之余，一针一线绣出的十字绣，画面是徐向前80岁时的肖像图，生动传神。“我们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老人家。”
转过身，墙上挂的红旗牌轿车相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父亲的专车，母亲和我们姐弟都几乎没坐过，但印象很深。”徐小岩回忆道：“公私分明一直是我们家的家规。”
徐小岩上小学时，家搬到东城区史家胡同，在海淀区的八一小学读书，从家里到学校的路程很远，坐公交车还要倒一次车，车费两毛五分钱。因此，每个星期有三毛钱零钱坐车回家。徐小岩说：“那年月，本来就吃不饱饭，又赶上长身体，常常觉得饿。”
一个周末，实在忍不住“北京小吃”诱惑的徐小岩就把车费拿去买东西吃掉了。于是，放学路上，他只能步行。那天晚上，他一直走到晚上7点，天都黑了才到家，父母亲急得不行。“后来，我只能坦白，因为肚子饿，把车费‘吃’了，一路走回来才晚了。”徐小岩回忆道：“父母那晚没有责备我，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是只给三毛钱车费。”
不仅对孩子们如此，对相濡以沫的爱人，徐向前亦是如此。徐小岩的母亲黄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资历很深的老一辈革命家。她与徐向前一样，都出身于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女学员。1928年初，黄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委书记，组织过轰动荆州大地的松滋起义。到上世纪30年代，黄杰奔赴上海，曾作为周恩来同志的交通员，战斗在地下工作的第一线。
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经张琴秋等老大姐牵线，黄杰与徐向前正式相识，并由相识到相知、相爱，1946年结为伉俪。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杰曾担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司长、干部部部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俱兴，纺织工业欣欣向荣，黄杰的工作异常忙碌，当时住在郊区，每天到离家很远的市中心上下班，都要自己坐公交车往返近3个小时。
“父母相知相伴、相濡以沫，感情非常好，但母亲很自觉，从不坐那辆专车，也不允许我们姐弟坐，因为那是公家的东西，是给父亲办公用的。”提起母亲，徐小岩显得有点激动。小时候的徐小岩十分顽皮，母亲黄杰虽然工作繁忙，但对徐小岩则严加管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心里的任何一点小动作，都瞒不过她的眼睛。”徐小岩开玩笑地说：“她好像在我身上，也长了一只眼睛。”
父母坚定执着的人生态度，让徐小岩终身受益。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就与子女们商量，将这辆车送给了徐向前的故乡山西太原解放纪念馆。
徐小岩对许多事情都有着跟父亲相似的、不同寻常的解决办法。“以前父亲的老部下送两箱橘子来，他都会不高兴地板起脸来训人，这样别人以后就再不往家里送东西了。”
后来徐小岩做了领导干部，和父亲一样，他对“送礼”这件事十分厌烦。“好多坏风气的根源主要还是来自领导干部自己。就拿送东西来讲，人家给你送东西，你只要不理他，一次不理他，两次还不理他，人家还能给你再送吗？”徐小岩分析道：“人家给你送东西，要干吗？肯定是要利益交换、要有所图、要好处的。如果人家把东西送来，你不理他，人家一看你这个人油盐不进、不吃这一套。不就完事了？！”
思念平静而绵长，没有更多的言语，潜移默化地流淌在徐小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点滴中。“中国人的家庭中总存在着一种气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一直都在引领着我们，所谓的家风，实际上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永远跟着党走
1990年6月，徐向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后不久，90岁高龄的老帅病情日渐加重，弥留之际，他对徐小岩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随着记者的询问，徐小岩的目光落在客厅右侧斑驳白色墙壁上那副醒目的对联上。随即，陷入沉默良久。
“父亲去世的那天凌晨，习伯伯赶到医院送别父亲之后，回家后悲痛万分，写下此句。我想，这是习伯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老战友的认识，是对父亲公正的评价，也是父亲一生的写照。”徐小岩说：“这幅挽联的落款是‘习仲勋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时四十分。’精确到分钟，实在是非常少见，足可看出当时习伯伯惜别战友时的复杂心情。”徐小岩真诚地说：“这句话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路走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字里行间的意味深长。时空交汇中的父子两人，身材伟岸，容貌相似，退休以后，徐小岩经常会望着这副对联出神。
“后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一段，心想当时为什么父亲最后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到那些地方？”当时从未听父亲说过长征故事的徐小岩，一直有疑问存于心中，直到他最终踏上那片土地。
回忆起26年前的那个秋天，徐小岩感慨不已。“记得那是11月份，山区的天气真冷啊，我们穿着羽绒服都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就想，当时父亲他们走在长征路上时，穿的还都是单衣呢。那是长征路上最为艰苦的一段征程。”
直到此时，徐小岩才最终明白父亲徐向前的遗愿：“他是一直都在想，要永远和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士们在一起。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作为儿子，现在徐小岩每年都要跟着父亲以往的脚步，踏上其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并与那些在红色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在想来，我对父亲的深入了解，其实有很多都是退休后重回革命老区时，从各种书籍、资料以及老乡们的嘴里知道的。”徐小岩微笑着说：“这种感受不仅是对征战一生的父亲的再认识，也是对当地情况、当地百姓的再熟悉。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
当然，徐小岩的爱学习是出了名的。退休后，他每次去调研，都要做一些案头工作，“我关于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很多深层次认识，其实也都是这么一点一滴得来的。”
“2012年，我第一次走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金川，那是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到金川时已经入夜，路上很黑，远远的，我就发现前面星星点点的火光，原来是当地的藏族兄弟在那儿举着火把等着我们。”徐小岩颇为感动地说：“后来我问那些等我们的藏族兄弟，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就是听说来的是徐向前总指挥的后人，家里老人嘱咐必须来接亲人回家。所以才有了这一幕。”
1935年，红军进驻大金川流域，建立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苏维埃政府———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及各级苏维埃政权。据统计，从红军第一次来到金川，到最后从金川北上为止，一共历时14个月，金川成为长征途中红军驻留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其间，红四方面军南下到金川后，连续留驻了艰难的10个月，在金川95%的地区都留下了足迹。
在艰苦环境中，红军战士英勇战斗、爱民敬民，受到各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而金川人民也是竭尽全力支援红军、拥护红军，留下千古佳话。
这样的故事几乎在徐向前战斗过的地方都会有。“有一次我们去四川山区里很小的一个饭馆吃饭，老板娘听说我是红军的后代，就突然跑过来，说一定要看看徐总指挥的儿子长个啥样子？”徐小岩笑着说：“我看她激动，我也挺激动，就走过去让她细看、跟她细谈。我当时就想，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区人，已经是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为什么还对红军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为什么还会如此真心待我们？”
走了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人后，徐小岩觉得，这些革命老区有着丰富的“政治营养”，且生生不息。比如，湖北红安———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出现了200多名将军，成为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将军县”，父亲徐向前题写了：“二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他当时就一直在想，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为什么一个山区小县就会有这么多人支持革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红安人参加长征？
“我想，关于长征，关于抗战，我们都需要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这些作用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变化的，如何发展的，对现在有没有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都需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徐小岩认为传承长征精神首先要研究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科技报国梦
“老区人民当中，那些长征故事、抗战故事，其实都是口口相传的，并且已经传了两代人、三代人。”徐小岩说：“那么，面对现在的科技、传播形式的快速变化，我们科技人员要怎样想、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这些红色历史，传播这些历史，吸收这些历史，进而更深入地认识这些历史，将攻艰克难的红色精神更广泛地传递下去，是需要我们更加继续深入研究的事。”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工作者徐小岩在近几年的政协提案中，尤为关注新科技和青年的关系。他希望年轻人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多学一点历史，多了解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也与父亲徐向前一直对科技有着浓厚的兴趣密切相关。
一生戎马的徐向前对于新技术、新事物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当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的长途跋涉中，他始终都没有丢弃有线通信设备。川陕根据地时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的部队还建立了几百公里的电话网路。新中国成立初，徐向前身体不好休养期间，空闲时间喜欢逛书店，除了买一些历史、文艺、政治书籍外，凡是见到的科普书籍，特别是那些通俗易懂的小册子都买回来。徐小岩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就是从这些小册子启蒙的。
“父亲在工作之余，喜欢自己动手，我们小时候用的小桌子、小椅子，是他亲手做的。他还给我们做过玩具小手枪。就是先把轮廓画在木板上，再锯下来，用烧红的贴条穿孔当扳机，再用扑克牌卷个望远镜。”徐小岩回忆道：“我想，我们从小就对科技感兴趣，后来又从事科技工作，可能都和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系。”
父亲徐向前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儿子徐小岩参了军，二是他同时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1968年，我到山东石岛参了军，当上一名海军战士。1972年，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就这样进了清华，开始接触计算机。”徐小岩坦言，“开发微型计算机，我们团队算是非常早。”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INTER8080的单片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项技术还没有引起计算机界很大的震动，但是这个神奇的小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当时的开发条件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就只能拿着样品说明书反复仔细地看。没有复印机，找到资料后，要在资料室里一步一步地描下来。好在当时研究所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组织研究，团队硬是一点一点地在最早的磁盘管理系统中加入汉字系统，研发出第一代军用汉显计算机。”
科技与历史是分不开的，长征精神和当代传播也需要更紧密的结合。长征虽然艰苦，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信仰的力量塑造出乐观的革命精神，产生了无穷的动力。
“在长征中，我们的军队不仅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还教育、发动了广大百姓。当时，我们的宣传是怎么做的、遇到困难时是怎么解决的？对现在的发展有怎样的启示？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仔细研究学习？”徐小岩说：“在当今传媒如此发达的时代，如何利用新科技、新传播手段，让更多青年人了解长征、感受长征，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探索。”
“毛主席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徐小岩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这句话依然是重要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