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火红的印迹 火红的传承

第一次接触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原副政委黄新中将，是在两年前的一次文化活动中。黄新委员体格匀称，温文尔雅，与我想象的金戈铁马的将军形象，不太一样。于是悄悄地想：这一定是一位文化人。

后来，活动移师塞北苦寒之地的雨中，条件艰苦起来，工作人员有点担心地问秘书：毕竟年过古稀了，是否需要特殊关照一下？秘书说，不用，首长上过战场打过硬仗，这算什么困难？于是暗暗地想：还真是一名武将军！

再后来，去专程采访，听将军讲述了他坎坷而不平凡的往事：少年时父亲被害、青年投笔从戎、壮年走上战场……每一次刻骨铭心的背后，都是一次洗礼，更是一种升华。

听着，记着，记者心中充满深深的震撼和敬佩。在黄新身上可以感受到，老一辈人的革命精神，依然在汩汩流淌。

父亲以另外一种方式陪我成长

虽然已是年过七旬之人，依然保持每日写作到晚上10点过后的习惯，黄新坦言，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坚持了几十年。其实自从青年时代携笔从军，他就一直笔耕不辍，各类军事专著、回忆文章、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作品层出不穷，产品多、获奖也多。特别是用手中的笔记录父辈的革命足迹、回顾并思考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和部队建设，这都是黄新愿意尽心尽力去做的。“珍惜并记录历史，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而眼下正在创作的长篇，名曰《忠诚》，200余万字的篇幅，就是这样一本记叙红色“历史”书。黄新介绍，大概1/5的内容，写的是他的父亲黄祖炎烈士。

“我这个年龄了，天天‘爬格子’，很辛苦。但想想父亲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这不算什么。”黄新的父亲黄祖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被暗害的高级干部。1951年3月13日，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黄祖炎，在参加军区文化座谈会时，遭到反革命分子暗害牺牲。反“围剿”没有倒下，长征没有倒下，抗战没有倒下，解放战争没有倒下，作为革命的功臣，黄祖炎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消息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中央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极大震惊。毛泽东同志不仅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1952年，还亲自到位于济南的烈士墓前凭吊。

父亲牺牲时，黄新只有7岁。7年的父子相处也是聚少离多。“印象中，父亲一直忙于工作，我先是寄宿在军区保育院，后来又在保育小学就读，就算周末回家，也极少获得父亲的陪伴。记忆中，我睡觉时，父亲在台灯下工作，我醒来时，他依然在台灯下工作。父亲留给我的印象中，灯下的这个背影很深刻。”就算与父亲相处，也是严格教育多于宠溺。黄新断定，在父亲心中，革命工作始终重于儿女私情。

黄新为记者讲述了几件令他难忘的小事：一个是小时候，他喜欢父亲用的红蓝铅笔，很想要一支，但被父亲拒绝了，因为“这是公家的东西，只能爸爸工作用”。还有一次是小黄新非常喜欢商店里的一个玩具，希望父亲买给自己同样被拒绝了。回家后，小黄新甩着脚哭闹，一只鞋子甩出去打翻了茶几上的杯子。父亲严肃地批评他，保育院里有玩具可以玩，怎能再浪费钱买新玩具？杯子是公家的，打碎了是要按价赔偿的！更让黄新刻骨铭心的是，他第一次乘坐父亲的专车，居然是父亲遇刺后，父亲的警卫员来保育小学接他回家与父亲永别！

时隔一个多甲子，已是古稀之年的黄新再讲起这些往事，依然感动不已。“这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本色，任何事情，都要以组织和集体的利益为重，公而忘私绝不是一句空话！”

如果说父亲的严格要求在黄新的童年是一种被动的鞭策，那么父亲离世后，他真正体会到严于律己是一种传承和责任，也是牺牲的父亲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自己成长！

“上中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同学到济南的英雄山为烈士扫墓。在父亲墓前，老师总会为同学讲述父亲的事迹。现在想起来，每年的那一天，就是我成长最快的一天。”那时黄新心中最强烈的想法是：作为烈士子女，没有理由不严格要求自己，没有理由不努力学习报效父亲为之流血牺牲的新中国。

所以，中学毕业已经接到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通知书的黄新，毅然决然要参军。而且，他放弃军校、机关，直接去基层部队从一名战士做起。军旅一生，黄新打过坑道，上过战场，多次执行过急难险重任务。他坚定地走在与父亲一样充满荆棘的红色道路上，期间几次遭遇危险，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渐渐从士兵成长为将军。

在生活中，黄新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后代的习惯。“我要求儿子，要知道历史，不能忘了老本。更要节俭生活，珍惜生活。”黄新说，儿子成家时是2000年，那时年轻人婚礼大都很讲究，婚纱照也是一种时髦。但在黄新的影响下，新婚夫妇既没有办婚礼，也没有拍婚纱照。领了结婚证的小两口和双方家长只是在黄新家里吃了一顿团圆饭。“连一件新家具都没有买，只是贴了喜字。希望儿媳妇不会怪我。”黄新呵呵笑着。

在黄新的家里，记者感慨这部队干休所接近北京西山，环境幽静，是个好地方。黄新笑着说起，当年这里还很荒凉，旁边有房地产商盖房子，房价也不算贵，自己应该帮儿子在附近买一套房子，便于相互照顾。

“为什么没买呢？”记者贸然发问。

黄新有些不好意思：“没钱啊！”

这让记者想到了黄新小时候没有从父亲手中讨要成功的那支红蓝铅笔，以及他曾为革命老区希望小学捐出的20万元稿费。

黄新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父亲走了，而且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匆忙，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相信，他的英灵还在，他的英名永存，他所未了的心愿、未完的事业，自有后来人去做。因为，倒下的是父亲，站起来的是我们，是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的共产党人。我们也只有前仆后继、继往开来，将革命进行到底，让事业兴旺发达，才无愧于先烈，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党。”

母亲坚定的信念影响我一生

黄新在介绍客厅一侧的一个房间时，不失柔情地说：“那是我老母亲的房间，今年她已经101岁了！”

黄新的母亲周泽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青年时代曾就读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外语系，日本侵占南京前，她毅然放弃学业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先是任战地记者，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2月加入新四军。自此便是革命的一生。

2015年“七一”时，为了庆祝党的生日以及自己的百岁寿辰，老人家专门用工资交了一笔特殊党费，希望能为党再尽点心、做点事儿，并写诗《百年心愿》抒怀：

耄耋忆岁月，醒来更恋晨。

昔日战凶顽，只唯主义真。

今圆中国梦，更靠党指引。

任重征程远，老妪已黄昏。

捧上薪一把，略表寸草心。

如诗中所言，老人家是一位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念、对党和国家抱有深厚感情的老战士。

黄祖炎烈士牺牲时，周泽年仅35岁。带着五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母亲不仅没有向组织伸过手，而且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部队开始精兵简政，女同志基本都要转业到地方工作。考虑到周泽的家庭实际情况，组织决定让周泽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在她看来，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不符合党性原则，她毅然写报告主动要求转业。得到批准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委组织部高教部工作，行政级别为15级。

让当年的黄新不理解的是，按规定保留部队原工资待遇的母亲，因为工资比部长高，居然打报告请求组织降薪！她要求与地方同志同工同酬。这一次，组织没有批准，因为这是国家给予她的转业干部待遇。没想到，执着的周泽连续三次追加申请，终于如愿把每月工资从160元左右降到80多元。

每月减少一半的收入，对于当时的一个多子女单亲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虽然周泽总是悄悄省下自己的食物给儿女，但衣食不保的情况下，黄新兄弟姐妹个个都营养不良、轻度浮肿。面对长子黄新的不理解，母亲这样解释：“那么多先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想想他们，我们作为幸存者已经很好了，应该知足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黄新逐渐明白，母亲想靠自己努力，多做一些对党的事业有益的事。无论多么困难，她从内心热爱党，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

“还有一件事儿，我很久难以释怀。”黄新回忆说，1960年初，有关部门决定要将另外两位烈士的骨灰安葬在英雄山，周泽听后觉得是件好事。但她没想到的是，组织要将黄祖炎的墓地从山顶下迁，与其他两位烈士列为一排。

“中国传统的风俗中，死者为上，入土为安，迁坟是一件常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况且，许世友将军带领大家亲自把父亲葬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曾在父亲的墓前祭扫，如今要把父亲的灵柩挖出来迁移，他怎么安息？我们亲人如何安心？”让当时已是初中生的黄新不能理解的是，当有关部门前来做工作时，母亲当即回复：服从组织决定！

为此事，黄新一度对母亲的“软弱”不满，但母亲告诉他：“我们宁可违背世俗也不能违背组织意愿，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原则，你父亲会理解的。”

“这就是母亲的党性。”父亲早逝，黄新受母亲的影响更为深刻、直接，母亲以身作则地教他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说起母亲百岁时交特殊党费的事，黄新很是自豪，而在他这么多年的党员生涯中，也多次交过特殊党费，为抗震救灾、为“春蕾计划”的女童教育……他还曾拿出20万元的稿费，在父亲出生和战斗过的赣南南康捐建了一所祖炎希望小学，后来又捐建了电教室、文体用品，并设立了祖炎奖学金。黄新还曾协调将一架退役的军用飞机捐给老区，置放在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项目供市民参观；也曾联合一位企业家，为老区捐赠价值50万元的医药用品……

当记者问起这些事，黄新连连摆手。他说，作为红军的后代，作为戎马一生的军人，为革命老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应该的，他不愿意宣扬。母亲早就教育他，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勇于奉献、无私忘我，个人的荣誉和名声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何父亲没有烈士证书。母亲说，父亲牺牲时大家都很悲痛，事情也多，没来得及办，后来她转业到地方工作，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担心我不能理解，母亲又说，你们的爷爷和几个叔叔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他们都没有烈士证，而且老区无数的革命先烈也没有烈士证。”

这就是母亲，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岳父送我上战场

黄新有一位烈士父亲，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岳父。他就是开国上将杨得志。

杨得志将军是真正战斗的一生，他从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几乎经历了我党我军所有的重大战事，也指挥过强渡大渡河、上甘岭等著名战役。娶了这样一位百战不挠的将军的女儿，作为军人的黄新，既是幸运，也是“不幸”。那就是，战争面前，他必须冲锋在前。没想到，这任务来得很快。

1985年元旦，黄新记得很清楚，一个来之不易的探亲假让他从山东的部队回京和老人、妻儿团圆，考虑到还有战友没能休假，他决定提前归队。走时已是深夜11点多，他和送行的妻子悄悄拎着行李下楼，猛然看见岳父魁梧的身影在门口踱着步，一看就是在等着送他。窗外是白雪飘飘的银色世界，屋里是岳父身上散发出的暖暖父爱，这个画面，深深刻在黄新脑海中。出门前，老人家使劲握了握他的手，眼里满是慈祥和希望，还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其实，这一天岳父有些反常。下午，就曾向他询问所服役部队的新老兵补退情况、战备情况等。晚饭时，又拿出一瓶茅台酒，喊他一起喝两杯。邀请这个不胜酒力的女婿喝酒，这是比较少有的事情。小酌中，岳父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是否每年按时体检等，这位叱咤疆场的传奇将军，也如世人一样，疼爱儿女、不舍分离。

当时杨得志将军身兼三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新说，和爱人结婚快20年了，很少看到岳父在家里与子女们谈工作上的事。“岳父突然对我们军的情况问得这样详细，让我有些诧异。”

果真，春节后不久，军机关就传出部队要开赴前线的消息。“有的同志向我打听此事。在他们看来，我是总长的女婿，会知道更多的消息。”事后黄新才得知，在他元旦离京前夕，杨得志就已经圈定他所在的67军赴滇参加轮战。有时黄新也想，岳父在圈定参战部队的时候是否想过，一旦女婿牺牲在战场，他的女儿将怎样度过后半生？刚刚上小学的外孙又该怎么办？“其实答案十分明了。岳父戎马一生，百战浴血，深知战争的悲壮与惨烈，有战斗就会有牺牲。我爱人是他长女，我儿子又是他第三代唯一的男孩，也是在他跟前长大的，他内心深处能不思量、能不考虑吗？”但黄新理解，老人家心中更重要的一定是国家利益，是战争的全局和部队的士气。“或许岳父心里在想，既然人家的子女能上前线，我的子女为什么不能上前线？千万将士为保卫边疆冲锋陷阵，我的子女更应带头赴汤蹈火！”

就这样，经杨得志亲手圈定，从1979年起，他的3个女婿先后奔赴保卫南疆的战场，恪尽军人职责。老将军也早已用自身为全军将士做了榜样———身为战役的最高指挥，他以70多岁的高龄亲自爬上战火中的20余座山头勘察地形，制定作战方案。

黄新说，自己在战火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锤炼，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有一次是在老山脚下，正在等待与战友汇合的黄新发现，自己的吉普车停在山崖口，有危险。于是向前开出几十米。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原停车处不远处，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外一次，他刚刚通过自己的炮兵阵地，敌方就对我方进行炮击，一名副连长不幸中弹身亡。还有一次，他驾车行驶在山间，对方的炮弹落在车的前后左右，回去看，吉普车的车漆已经被炮弹碎片击得斑驳不堪……每一次，都有战友受伤、牺牲，黄新都是侥幸脱险。这就是战争，残酷而现实。常规来说，每个军在战场上驻防一年，但是他们打了一年半。期间，黄新很少写信回家，“说危险他们担心，说安全他们也不信”，他选择一个温婉的方式报平安———把部队发给前线将士的慰问品寄回家，“让他们感觉我过得挺好”。

后来，黄新听说，在他们军攻打211高地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杨得志在整个战区作战地图旁，悬挂了一幅211高地的作战地图，他内心深处的担忧可见一斑。“想着岳父送我上战场的往事，常常让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带头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的事迹，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他们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这是我们横扫千军、勇往直前的巨大精神力量。新的时代，这种精神也应该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做一名不辱使命的共产党人

父辈的浴血奋战，自己的战场亲历，都让戎马一生的黄新对这支军队充满了高度责任感。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是在职还是荣休之后，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黄新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血染的丰碑———一位指挥员尘封二十年的报告》一书，近百万字的作品，讴歌了战士的英勇，也沉淀了自己的思索。

后来，他在国防大学就职，开始从战略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和部队建设。“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传统安全中包括领土、领海、领空，海洋权益；非传统安全中包括经济、政治、信息、能源、金融、文化、社会公共安全，这些方面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毕业时，黄新撰写的论文《论新军事革命与战略对策》受到导师的高度认可，在导师建议下，他又将这篇5万字的军事论文扩展成一本书，一本有现实意义的军事专著。

2003年首次出版后，各方求书不断，黄新将此书先后五次再版。此书荣获国家图书奖，与《安危之道》一同被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重点科研项目。而他撰写的论文《关于对新时期空军战略思考》《论空军人才发展战略》获空军军事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这些年来，他笔耕不辍，在国内外报纸杂志发表了百余万字的学术理论文章，为部队建设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黄新曾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两会，他都会重新梳理自己的积累，为国防建设建言献策。非两会期间，遇有考察调研，只要时间允许，黄新一定积极报名参加，走边防、看海疆，发现和查找问题，提出建议查漏补缺。

就在记者采访时，黄新还语重心长地提到，希望部队人才的培养，要逐渐由“重点培养、重点选拔”向“普遍培养、重点选拔”过渡，这样有利于更多人才脱颖而出，为部队的建设服务。殷殷话语，语重心长。

在黄新看来，这既是自己对所热爱的国家、人民和军队的拳拳之心，更是对父辈们当年前仆后继、无私奉献精神的血脉延续。他还希望自己和百岁的母亲一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做一个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黄新简介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空军中将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