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绞刑台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言语间，是舍生取义的大义凛然，更是迎接革命胜利的自信从容。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在中国共产党95年的探索与奋斗中，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李大钊一样的自信、坚强、无畏的真理殉道者、主义践行者，才让中国在百年的跌宕前行中走出苦难、实现新生、走向复兴，才最终实现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未来，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新征程上，我们党还将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听，那个一贯自信的声音正向未来告白：“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世界盛名的“中国通”眼中的共产党
自信自强成就历史伟业
70年代，费正清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演讲。
他被称为“头号中国通”；他在1946年成功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国民党；他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但却适于中国。”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在中国如雷贯耳；他是“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美国现在的“中国通”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包括被誉为“汉学三杰”之一的孔飞力；冷战时期，美国《生活》杂志骂他是“中共的长期的辩护士”；1972年尼克松访华，把他的《美国与中国》作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他，就是费正清，生于1907年，逝于1991年，几乎完整经历波澜壮阔的20世纪。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尹戎生的油画《夺取全国胜利——毛主席和老帅们在一起》，描绘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正在向解放军将帅讲述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场景，与会者脸上都洋溢着自信的微笑。认准自己的目标和道路并坚定走下去，就一定会迎来胜利——这是此幅油画给予我们的启迪。
一个美国人，一生5次来华，身份却各不相同的，恐怕也只有费正清了。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继续攻读外交博士学位，并选择19世纪中英关系作为论文课题。这一选择，开启了他与中国的缘分之旅。
当时，研究中英关系是冷门，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未搜集利用相关中文史料。费正清决定突破这个瓶颈，填补这一空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要从零开始学会中文，还要千里迢迢前往中国搜集资料，最重要的是，还需要钱。巧的是，费正清获得了罗德兹奖学金（世界首富、英国人罗德兹于1902年创设，专供外国精英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1931年，25岁的费正清以研究生的身份启程前往中国，这一天刚好是圣诞节。4年间，他结识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中国知识分子。巧的是，1932年初他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在上海恰遇“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第19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闸北鏖战；1936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日本正在酝酿全面侵华，不久就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离开中国时，费正清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老鼠，仓皇逃离正在下沉的船。
回国后，费正清在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东亚史。如果不是世事大变，他也许不会再到中国，一辈子就是个大学教师。但是，二战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5年后的1941年8月，还是大学讲师级别的费正清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情报协调处远东组（1942年6月改为美国战略情报局，转隶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到。原来，美国隐隐感到日本威胁逼近，需要借助学术界的力量加强情报工作，于是从大学和研究机构征召熟悉东亚情况的人，费正清就在名单上。这一工作变动，为他随后赴华埋下了伏笔。
美国人的预感变成了事实。费正清从教员变成情报员仅仅4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不过，美国把主要战略对手定位为德国人，并未选择立即报复日本，而是设法让中国拖住日本。为此，美国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华盛顿各机构都感觉有必要在中国重庆设立派出机构，情报口也不例外。在这一大背景下，1942年9月，费正清作为单位驻中国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1年多，不仅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注意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觑。
1945年10月，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不过，他待的时间不长，一年不到便又返回母校任教。再后来，他创办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如今赫赫有名的费正清研究中心），成为整个西方研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重镇。
费正清第四次赴华，则要等到25年之后了。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破冰后，周恩来邀请美国有关机构访华。费正清非常想念中国的老朋友，于是率历史专家团访华，开启了第四次中国之行。物是人非，一些旧人的故去（如梁思成夫妇）让他有些伤感，而且中国尚处的特殊环境也让他有些压抑。但他仍然看到：“一个勤奋工作的民族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厅里，周恩来专门接见了费正清一行，而且会谈时间长达11个小时，被费正清认为是“来中国旅行的高潮。”
7年后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邀请费正清随行。此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费正清也想看看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于是第五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到北京、西安和广州进行了10天的访问。当时，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见此，费正清感到很欣慰，觉得中国又有了希望。
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1972年，费正清夫妇与周恩来和乔冠华在北京合影。
费正清前3次在华期间，主要和国民党打交道，虽然与共产党的接触不多，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费正清接触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第二次来华期间，他开始了与周恩来的交往，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费正清结识周恩来的过程有些曲折：先是通过自己在哈佛的学生、《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牵线搭桥，认识《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又通过杨刚认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英语超级棒的龚澎，然后又通过龚澎才认识了周恩来。
费正清见过不少中国人，可以说阅人无数，练就了识人的本领。他这样回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位长着浓眉而英姿勃发的代表民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见的才智和天赋以及当机立断的才能。”他还仔细观察了周公馆，发现臭虫或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甚至雨水会打湿床铺，但“虔诚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将这个沉睡的国家唤醒。”
费正清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是抗战胜利初期。由于重庆谈判比较顺利，周恩来打算设宴感谢居间协调的美国人，费正清从中推动出过力，自然在受邀之列。1946年1月上旬，答谢宴安排在当地的胜利酒店，摆了两桌。费正清的回忆现场感十足：“周恩来坐在一桌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他们两人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周恩来带头唱歌，我们大家随即跟着合唱，叶剑英用筷子敲打着桌子和玻璃杯来打拍子。他们唱的是延安的歌曲。”共产党人唱完，轮到美国人唱，他们也想找一首“雄壮而生气勃勃”的歌，却发现美国当时的流行歌曲总是甜滋滋、软绵绵或者充满感伤，最后只得选择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显然，费正清看到的周恩来，其实代表了充满自信的共产党。26年后，当费正清应邀来华与周恩来见面时，两人叙旧，对此事都记忆犹新。周恩来还笑言：“我想我不会唱得太多吧！”
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已经是26年之后。1972年，费正清受周恩来邀请，率一批历史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这样描述近距离观察到的周恩来：“一双威严的光芒四射的眼睛”“他那乐观愉快的外表遮盖了久经磨练的坚强如刚的性格。”
费正清接触的第二位中共领导人是一名高级将领——聂荣臻。费正清几度来华，但基本在国统区活动，惟一一次进入“红区”是1946年。这年6月4日，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从北平乘飞机抵达张家口，在那里待了一周。他见到了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并作了演讲。他对张家口的印象是：“中共干部中，最活跃的成员是美国主办的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利用其受到的现代教育，为改造中国人民的生活而努力”“永远是真挚地努力于他们同胞的福利与复兴的。”正是这次对解放区进行访问之后一个月，费正清作出了著名的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并取代国民党。其实，费正清还想去延安看看，但“始终无法凭空想出奔赴延安游览的适当理由”。
费正清接触的第三位中共领导人，是邓小平。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费正清受邀出席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作陪。而且，他被安排在主桌，与卡特和邓小平一桌。30年来，费正清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感到十分欣慰，能出席这个晚宴也特别荣幸，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大的荣誉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峻的考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了自信。
有趣的是，费正清为了与邓小平有共同话题，特地打电话向哈佛的中国学者询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文原文是什么。吃饭时聊天，费正清与邓小平问起对方年龄。当费正清得知邓小平比自己大两岁（74岁）时，感叹道：“你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邓小平幽默地回应：“显然，你用脑过度了。”
预测中共获胜的理由
抗战期间美国支持中国的海报。
费正清与中共接触不算多。然而，恰恰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他能够摆脱感情的干扰，理性而客观地观察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前途，预测中共的未来。
30年代首次来华的4年间，费正清“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寄予厚望”，也并不看好共产党。1934年10月，他写信给史沫特莱，明确表示共产党没有未来。信中写道：“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
差不多10年过去了，费正清对中共的看法，没有多大改变。1942年10月，费正清到了重庆，对局势作出如下预测：“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但他又认为，美国与国共两党都应该交往，而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在一份题为《中国的政策》的备忘录中写道：“从长远观点看，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它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那就是促使共产党人完全投入俄国的怀抱。”
1943年下半年，在抗战中的中国待了1年后的费正清，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在8月的笔记中，他写道：“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1943年，我看到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全失。”
对国民党不断失望的同时，费正清对共产党也逐渐扭转了成见。以前，他认为中共不过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开的“分公司”，甚至是傀儡。现在，他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中共有相当的独立性，是中国国内形势催生的，不是一定要靠“母体”才能活下来。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是“内生的”，中共根深蒂固，“绝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
等到费正清在抗战胜利后第三次来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他对共产党有了更新的认识。1946年9月，费正清在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中国的机会》的文章。他指出，中共的立党之基是“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而且，每名党员都把“为群众服务和忠于党”作为自己的信条，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使中共领导人具有指导政府的信心，而共产党政权得到民众的默认。”因此，他认为不管美国“给蒋介石多少飞机和坦克，都无法把共产主义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抹掉”，并建议美国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与共产党达成谅解，否则美国“会被一场群众运动逐出亚洲”。
但在内心深处，费正清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并不支持中共，而只是希望中共作为反对党，对国民党进行制衡。但他依然得出结论：“（国民党）必将失去政权。”费正清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的文章。文章写道：“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因此，他认为：“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中国最终可能选择后者，尽管我们支持的是前者。”
台湾学者余英时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共事20多年，对费正清非常了解，他指出：“费正清自1943年以后便深信中共体现了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志。”美国与中国的国情和政体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个政党要干下去，必须得到老百姓支持。在美国，民众用“手”投票；然而在中国，老百姓用“脚”投票，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
费正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作出上述预测，不料却为自己带来一堆麻烦。国民党政权自己不争气败退台湾，居然把气撒到费正清头上。台湾当局竟向美国情报口谎称，说有人在共产党的花名册上看到过费正清的名字。美国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态度，限制费正清出境，并指责他出卖盟友，同情共产党，帮助散播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响。
其实，美国误解费正清了。他们似乎忘记了，费正清是美国人，他所有的建议都站在一个始终不变的立场上——维护美国利益。
从1966年起，费正清就在探讨美中关系的前景，寻找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跟后来成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上邂逅。费正清向基辛格介绍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并很艺术地向基辛格暗示，美国总统应主动向毛泽东示好。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绕着弯说，毛泽东是能够接见任何外国元首访华的，尽管他自己几乎不出国访问，但美国总统却能轻而易举地出访世界各地。”尼克松访华后，基辛格与费正清再聚，特别谈到两人过去的那次谈话。基辛格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回望中国历史，费正清曾这样赞叹：“历史上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将亿万中国人民团结成一个政治单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团结，是现代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许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