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两个同比上升引起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
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披露，去年，针对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的问题，查办受贿犯罪14062人，同比上升13.2%；针对不法分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腐蚀干部的问题，部署打击行贿犯罪专项行动，查办行贿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
落马官员的背后为何总能看到商人的影子？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林志梅发现，在一些贪腐案件中，常有官员忏悔走上犯罪道路“是朋友害了他，交友不慎”。
在一个领导干部贪腐案件中，林志梅听到两种声音：有人说，这个人很贪，狮子大开口；也有人说这个人很清廉，办了很多事情，不拿钱。后来当事人告诉她，没要钱的是因为接触时间短，怕出事；要钱是觉得“比较铁”，认为拿了钱没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腐败分子被查处，随之也牵出了一批官员背后的“商人朋友圈”，官商如何正当相处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在利益面前没有朋友，如果你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他还会不会是你的朋友？”林志梅认为，官商间正常交往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要有底线，交往要有道”。
“我们官员手上的权力太大了！”在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明蓉看来，官员手里权力过大，制度本身不规范，留下政商不正常交往的寻租空间。
“有权、任性”，成为一些官员的写照。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对不正当政商关系的剖析尤为深刻：有些官员“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一些不法商人“信权不信法、信人不信法、信钱不信法”，热衷于“剑走偏锋、行潜规则、走夜路、甩红包”。
重拳之下，“不敢腐”渐成气候，但同时很多代表委员发现，不少官员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是“钱不要了，事也不办了”。
陈志列说，现在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还有的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现在的“背对着背”。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
如何规范权力，让官商相处有道？坚持简政放权，进一步约束权力，大力清洁政商朋友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成为代表委员们的普遍呼声。
李明蓉认为，归根结底，要让权力运行更规范、更透明，将一些廉政规定更加细化，如婚丧嫁娶能不能随红包、随多少。“规则明确、规范细致，对干部是一种保护。”李明蓉很认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的以治标来换取治本时间，“所谓的治本就是要法治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建国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他去加拿大拍摄纪录片，一个朋友介绍政府部门负责审批的官员跟他见面。出于礼节，陈建国准备了一份从中国带来的礼物：价值300多元人民币的唐三彩工艺品。
让陈建国感到意外的是，那位朋友得知礼物价格后告诉他：“绝对不可以。”按照规定，他们跟当地政府官员打交道，送的礼物不能超过10加元。3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50多加元，是规定数额5倍之多的“巨款”。
这件事让陈建国印象深刻：“他们的规定特别细，收这样的礼物，对他们的政府官员来说是‘丑闻’。”
陈志列认为，建立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间的关系。“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才能防止权力成为私产，成为寻租套利的工具。”他建议，要建立党政干部正常联系民营企业的机制，“良好的政商关系需要官商正常交往，官员要堂堂正正走进民营企业，干干净净与企业家接触交往”。
当下企业抱怨政府官员“脸好看事不办”，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认为，“现在的反腐败，处在一个破旧立新、重塑政商关系的阵痛期，在新的商业模式、健康的政商关系生态下，不需要送大礼，不需要搞应酬，不需要拉关系，而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商业本质经营。”
(记者 刘星 李超 实习生何林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