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杭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九峰项目”建设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杭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理解公众的心情，但这种“欢迎建垃圾焚烧场，但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思维让政府左右为难。的确，由于PX项目建设和垃圾焚烧厂选址等引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在我国时有发生。纵观国内外历史，“邻避”现象几乎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而同时出现的。然而，在我国公众存在“邻避”思维的同时，“一闹就停”也是政府在面对稳定与发展客观矛盾时的惯性选择。这种问题的严重和紧迫与现实研究的缺乏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政府应该加强邻避冲突解决机制的研究。
注重公众参与规则的建立。必须承认，由于PX项目建设和垃圾焚烧厂选址等引发的冲突，不能简单将其当成科学与愚昧的斗争，而应该理解成人们的公众意识和环保观念有了很大提高。之所以出现冲突，“邻避”设施建设选址程序中没有公众广泛参与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一些因为没有重视公众参与而引发的“邻避”冲突事件。在设置诸如垃圾填埋场、化工厂甚至核电厂等“邻避”性设施时，人们希望该类设施能够远离自己、落址他处，这种观念一度成为美国“1980年代的大众政治哲学”。许多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历史上“邻避”设施设置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发现促使社区同意接受“邻避”性设施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区居民对设施的充分信任。1990年，美国召开了相关问题的国家研讨会，并就此制定了一套应遵循的规章制度，强调的就是建设选址程序中要“制定一个基础广泛的参与过程”。
做好利益补偿工作，提高支持率。由于环保焦虑产生的“邻避”思维，根本上还是公众对企业自律能力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监管能力的不信任。改变这种不信任也许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程。总结过去的经验，政府解决“邻避”问题，最早可以使用的方式，应该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1989年，美国田纳西州一项关于市政垃圾填埋场的调研中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居民的支持率只有30%，但当提供一定经济补偿时，支持率几乎翻了一倍。媒体也报道过，台湾地区现有的20余座大型现代化垃圾焚化厂，在早年兴建时，也遭到过选址周边居民反对。为了得到理解和支持，当局推出了敦亲睦邻政策，制定了严格环保标准和回馈机制。台北的内湖、北投、木栅等三座垃圾焚化厂在厂区或周边建有网球场、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和图书室等设施，免费或低价供周边居民使用。当这些设施一旦和周边社区的改造整合在一起，便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人们对其不排斥甚至持欢迎态度。
通过志愿和竞争等方法把选址权力返还给公众。德国曾采用“共识会议”的方式化解“邻避”冲突。地方政府在“邻避”设施选址建设前，会与当地居民代表沟通对话，反复讨论。而居民可选择自己信赖的专家主持环评，一同参与设施的规划、补偿等各个环节。这种“共识”，本质也就是一种志愿和竞争选址的程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把选址的权力返还给公众，由他们自己去衡量设施设置带来的利弊得失，从而决定是否接受设施建造。这时候，政府可以将专业机构确定的符合技术规范的几个场所向公众公开，设施开发者制定出相应的补偿标准，让各地区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参与竞争设场。同时，设施开发者还可以向那些真正感兴趣的地区提供资金来做有关设施的调查、研究，让更多的地区加入到竞争的行列中，从而让公众体验到自己的权力。
总之，“邻避”设施选址问题不是简单的政府与公众对话或对公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的问题。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健全解决“邻避”冲突的机制，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应用于实践，从而提高政府化解“邻避”冲突的手段和能力。（作者：民盟盟员，浙江图书馆首席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