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1月17日讯（记者 冯昭）郑晓龙委员对横店影视城的一次调研印象深刻：50多个剧组，有40多个在拍摄抗战题材的作品，连扮演日本兵的群众演员都感到有些厌烦——刚在这个剧组“死”过，又要到另一个剧组“死”一次。宣传抗战作品本没有错，问题是，同样的题材，如何才能使其在价值观念上更具说服力？
薛兴林委员至今记得20年前的一次日本之行：他在日本的版画展上看到，中国一些顶级大师的作品只被标出中下等的价位，而欧美一些无名画家的画作，反而受到追捧，标价很高。有些时候，在不同创作观念、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国艺术或者说中国价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那么，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出去”？1月16日下午，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二次会议文艺界别小组委员，围绕如何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行讨论。
“现在，影视制作基本上不缺少资金。”编导过《金婚》、《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甄嬛传》等影视剧摄制的郑晓龙委员透露，几年前，《金婚》的摄制费用是每集50万元；如今，《红高粱》的拍摄费已达到每集200万元左右。中国每年电视剧产量是17000集，而美国只有4000集，“一些项目匆匆忙忙上马，但并没有在价值观念上得到升华，这实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赵永庄委员认为，现在的文化产品前所未有的丰富，也前所未有的混乱，“像《无人区》这部电影，充满了暴力，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我看了之后感到非常失望。”这不得不值得反思，我们的文化方向是怎样的，如果社会宣扬的都是此类作品，“极易造成精神污染。”
“文化上怎么定性，存在走什么路打什么旗的问题。我们应当多宣传正能量，消除一些负面的东西。”安云霁委员说。
薛兴林委员认为，笔墨当随时代，唯有树立新的艺术观，才能引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