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政府职能转变要勇于“向自己开刀”

迟福林：我们能够感觉到中央领导推动改革的决心。关键是要以改变“增长主义”倾向为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发展理念要转向公共服务。我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三中全会后应该有大的突破：

第一是减少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管制权。当前的情况是，在一般商品领域绝大多数产品价格已经放开，但资源要素领域的价格改革严重滞后。尽管煤炭价格放开了，但煤、电、油、土地、矿产资源等资源要素价格仍保持着不同程度上的行政管制。资源的价格被管制住了，不能在市场上及时地反馈资源紧缺的信息，使得资源环境成本难以反映到企业成本中去，造成低成本扩张、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投资扩张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有决心彻底减少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审批和管制。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希望能推动垄断行业的经营权向社会资本放开。多年来，垄断行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些行业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由国有资本垄断经营才能克服“市场失灵”。从改革实践看，行政垄断这种经济管制方式不仅难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提高社会的普遍福利，还会造成新的“政府失灵”。考虑到城镇化发展转型的迫切要求，需要尽快推动垄断行业的经营权向社会资本放开，打破阻碍民营经济进入的“利益玻璃门”，尤其是在铁路、电力、电信、邮政、石油等基础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广泛地吸纳社会资本投资，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转型。打破垄断，可很大程度激发我国的经济活力。

中国政协频道：向社会放权，放给谁，有人担心，行业协会和社会性组织能不能担当得起，有的行业协会正在变成“二政府”。

迟福林：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事务管得太多，社会组织发展非常缓慢。你说的有些行业协会变成“二政府”，往往是因为它本身就脱胎于政府部门。在社会上自愿组织、自生的协会影响力太弱，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就是从推动经济总量增长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政府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可以直接产生的一个改革红利，就是能够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要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基层诉求、加强社会沟通、促进社会公正、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公益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政府就要放权给他们，降低登记门槛，减少行政干预；同时要扶持和培育这些社会组织成长、发展。

中国政协频道：你也呼吁向地方放权，我们记得，1993年启动的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把很多事权下放地方。怎么评价过去的放权？今天还需要怎么放权？

迟福林：改革开放初期，对计划经济的突破，很重要的前提是中央改变了无所不包的经济管理权限，将许多经济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这项改革功不可没。

目前的突出矛盾是，中央对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仍然较多，中央地方事权与财力不匹配，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划分不清晰等。有的地方有事权，没财权或财力不济，所以就靠土地财政了。

怎么放权呢？一方面是进一步下放投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权。中央尽可能将投资、生产经营活动审判权下放给地方，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而且，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地方项目，更能够获得项目的真实信息，由地方审批更能够提高决策效率和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是进一步下放财政管理权。就是刚才说的问题，事权下放了，但财权下放不到位，现在还需要下放相应的财权，使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