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中国政协频道（冯昭/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海外资本开始向亚洲聚集，拷问着中国商业环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将带动金融、税收、贸易、航运、社会服务等一系列政策的改变，促使有关部门考察、调研社情民意，重新界定职能。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涉外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转型，更是民主协作模式的升级转型。
以“自由贸易区”为试点的制度创新，将成为深化国内体制改革、引领中国涉外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根据国务院印发的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对该试验区规定了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航运服务、外商投资、社会服务、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消息发布前后，许多经济界、学术界政协委员纷纷建议建言；海内外各方普遍认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聚焦点”。
《纽约时报》认为，自由贸易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一种特殊功能区域，“作为中国内地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则认为，“自由贸易区”模式是继经济特区、浦东开发、复关入世之后的第四波经济浪潮。
那么，这一具有实验性质的国际化、法制化跨境投资和贸易体系，对涉外经济改革具有怎样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既需要“对外开放”，又需要“对内放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触及到更多机制、体制问题，通过制度创新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开放市场，带动全国改革和国内经济转型，从而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正是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策略之一。所谓机制活则满盘皆活，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的话说，其中的关键就是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上海制度”和“上海机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建议建言。早在200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就曾提出试点成功的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建议；2005年之后，上海、深圳、天津、成渝地区都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关于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拟向香港看齐；2009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起草了《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文章，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并请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组织、调研。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上海正逐渐恢复昔日国际金融经济中心的风采。向海的经济属性，强大宽广的腹地纵深，决定了其作为对接海内外经济贸易城市的天然优势。因此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便常有领导到上海调研，寻求经济破局之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海外资本开始向亚洲聚集，拷问着中国商业环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将带动金融、税收、贸易、航运、社会服务等一系列政策的改变，促使有关部门考察、调研社情民意，重新界定职能。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涉外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转型，更是民主协作模式的升级转型。
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只是中国经济社会升级转型中的一个标号，这个过程中，其可复制、可推广、可升级性，必能带来巨大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