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有一系列宏大高远的目标，但中国老百姓可能更关心身边的一些“小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住得起房”。
住房难，是现今中国一大问题。
“住的是庙，吃的是料。”这是山西代县一句顺口溜。多年来，代县百姓十分重视建设宅院，宁愿吃穿差一点，也要盖座好房。
中国有句成语：安居乐业，人们认为安居是乐业的基础。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雪銮看来，这是由中国千百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性质决定的。“中国人骨子里有对稳定的向往，住房就是家的象征。所以，拥有一个好房子，构建自己的生活，这也形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住房情结。”
从事建筑艺术研究多年的钱正坤说，建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艺术化地生存”。
然而，长时期以来，许多人无法完全实现这个梦想。唐朝诗人杜甫写下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被人们吟诵至今。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艺术化生存”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奢望，“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成为难忘的集体记忆。
51岁的山西太原市民袁秋生从出生就居住在四合院里。但是，不同于传统四合院的宽绰疏朗，这个院落共住8户人家，袁秋生一家三口挤在26平方米的小屋里。
“这是当年父亲的福利分房。当时他工作时间不长，按照工龄、级别只能分这么个小房。后来，院中人越来越多，实在住不下，大家违规搭建了一些小房，还有人自己加盖了小楼房。”
在住房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城里人几乎都是依赖“单位”来解决的。
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育高峰，让城镇人口增速远远超过住房建设速度。
60岁的李建国是山西省水工机械厂的一名退休职工。“把两张单人床拼起来，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窝。我们的小屋大约15平方米，跟我们住同一层的有30多户人家。每层只有一间公共厕所，到了晚上小孩上厕所，大人都得跟着。”他回忆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夏学銮也经历过长达10年的分房等待。“大学毕业后我们一直住集体宿舍。后来结婚后申请分房，还是说得等。有人结婚好几年，都与爱人住在各自单位的集体宿舍，到周末才能见一面。”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仅6.7平方米。
解决住房短缺，是中国３５年改革开放的一大课题。从1979年开始，中国在一些城市试点，以成本价出售房屋。1998年，中国政府宣布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
从事房地产开发10余年的李锦宏说，住房改革刚开始也是“摸石头”。
他说，最早建的商品房没什么人买，那时人普遍不富裕。另外，民众已经习惯不在住房上花什么钱，住宿舍时“交给单位的租金比男人买烟的钱还少”。
1994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李锦宏说，大家刚开始对此还很抵触。
另外，人们急于从狭小的居所中解脱出来，对房子的要求是“买得起就行”“够住就行”。李锦宏说，当时开发的住宅楼“门口一棵树也不种，根本就没有绿化配套和小区环境的概念”。
近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规划设计、房屋品质到小区配套——老百姓对住房的要求变得“讲究”起来。一些中国人慢慢开始了“艺术化生存”。
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但伴生而来的是节节攀升的房价。
对大学毕业不久的“北漂族”陈昊来说，房子成了心结。“北京六环外的房价已超2万！我每月工资5000元，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但女朋友说了，不买房就不结婚。”
跟他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逃离北上广、逃离高房价”成为他们的口号。
夏学銮甚至有些怀念曾经的福利分房制度。他说：“现在每家最大的支出都是房子。当年虽然住得拥挤，至少不用背负巨额房贷！”
在他看来，房价的高企源于过度依赖市场化。过分依赖市场也不行，要实现所有人的住房梦，政府还是应该担起责任，做好保障房。这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看起来，中国要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还有很长路要走。
在山西太原市中心府西街旁，在LV等奢侈品的醒广告牌附近，87岁的孙广海每天早上都要让儿子挑着扁担去百米外的公共水房打上两桶水。
“自来水、暖气、天然气都没有，厕所是几百人公用一个，更不用谈洗澡了。每天只有早上8点到9点，下午5点到6点之间公共水房才开门。城里的生活在这都享受不到。”孙广海说。
孙广海家是中国城市棚户区的缩影。这些“脏、乱、差”的棚户区，点缀霓虹灯下，仿佛一块块难看的伤疤。中国政府正通过改革将这些伤疤抚平。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更美好地生活。我们要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安居梦，是中国梦的基础。”有着“造城市长”之称的太原市市长耿彦波说。
从2008年至2012年，全国五年内开工改造各类棚户区1260万户，今后五年中国将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这里涉及的居民数量，相当于英国的总人口。
中国政府仍在为实现杜甫诗歌中的目标而艰苦努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张晶 魏飙）
